外地社论摘刊


为稳定黄教安代韩国总统体制，当务之急是要明确他可以代行的权限范围。现在黄教安接管的国家状况非常严重，放置了将近两个月的经济，在出口、投资和就业方面相继亮起了红灯，安保方面也遭遇朝核问题和特朗普这一变数，危机正在逐渐加重。


2004年对卢武铉前总统进行弹劾时，代总统高建一边在等待很有可能复职的总统，一边只是执行最小限度的职务，经济交给了专家李宪宰副总理负责，消除了不安。


但朴槿惠总统复职的可能性不大，而且直到韩国宪法法院做出最终裁决前，最长要等六个月。现在韩国极为动荡不安，且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是12年前无法比拟的。


因此，黄教安代行总统职务不能止于高建式的消极执政，但也很难因此就行使强力的权限。，因为虽然法律权限在他手中，但领导国政的政治动力在国会手中，更在在野党手中。最终，黄教安代行总统职务只有早日与国会协议，制定政策和人事权的范围，才能妥善领导国政。


现在对于历史教科书、《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和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萨德），韩国在野党主张这是脱离黄教安代行总统的权限范围的问题，而正在等待他批准的韩国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人士问题，也被卷入这一争议之中。


由此一来，黄教安代总统和政治圈在12月12日就成立的朝野政协议体上迅速碰面并达成了协议，制定权限的范围和对象。希望黄教安代总统清楚自己是准备权力移交的过渡政府的指挥者，明确表示将通过与国会协治来运营国政的意思。


此外，韩国在野党也要承认他是依据宪法接受国政权限的正式责任人。特别是若推翻萨德和《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等已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协议，这很有可能会损害韩国的国家利益，因此要全权授予黄教安代总统。


人事方面也是如此，要承认这是黄教安代行总统职务的固有权限，表现出协议的灵活性。


本文为韩国《中央日报》社论


刊登于12月13日该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