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
龙应台心中的“大河”和“稻花”，绝对不是来自海峡对岸的大河和稻花，那对她来说，不只是遥远的陌生，当中还混杂了她对大陆文化的疏离感和深深的失落。从观众演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开始，她就露出惊讶、甚至不可置信的表情。在她的潜意识中，根本没有这类标榜红歌的歌曲存在，有的仅仅是一堆名词吧了。
歌曲可以陶冶人心，唤起人生各个阶段的回忆；它也是那个时代的某种标志，但时代并非由这首、那首歌曲所决定。一首或十几首歌能席卷那个时代，是因为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龙应台的脑海里，全是港台或西方的流行歌曲，再不就是旧上海的老歌，如周璇的《五月的风》等。从她播放出来的歌曲，就可以看到在她成长的历程中，这些歌曲对她的启蒙作用。老歌也好，《绿岛小夜曲》也好，都是围绕在个人哀怨的情爱之中。虽然有人说，《绿岛小夜曲》唱的是关押在绿岛的政治犯的心声，借思念情人婉转表达创作者的心思。这些歌曲之所以流传至今，最重要的是它拨动人们心里最脆弱的那根情弦。
《我的祖国》（后改为《一条大河》）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中国大陆的经典歌曲之一。歌词中没有任何1950至1960年代的政治术语。它深切地表达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抒发战士的激情，唱出志愿军战士对祖国、对家乡的无限热爱之情和英雄主义的气概。龙应台可能听过，可能完全没听过。她选择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说起。《桥》是1969年由南斯拉夫波斯纳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一部战争影片。影片讲述的是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一小队南斯拉夫游击队员经过一系列周密的安排和惊险曲折的斗争，将德军撤退途中一座必经的桥梁炸毁的故事。龙应台不否定这首歌“风靡了整个中国”，那是什么时候的事？该是六七十年代的事，现在大概没什么人唱。对龙应台来说，那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它能“风靡了整个中国”？因为中共正是凭藉农民游击队夺取全国政权。这首歌在某种程度上切合中国人的心理诉求和意愿。
中国和台湾是两个不同的政治体系，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基本上还处于封闭、疯狂、混乱、血腥的政治斗争之中；文革是灭绝人心、人性的10年。除了文革歌曲，还有好多歌曲（包括民歌、艺术歌曲）仍在民间传唱。像《我的祖国》这首歌，不管时代变得如何，它仍然在人们心头回荡。相对于台湾这个“孤岛”，政治色彩浓厚的歌曲没有生长、蔓延和扩散的空间，因为台湾人的生存空间太小，悲情太多，只能从哀怨的歌曲中释放长期的积怨，寻找慰藉和出路，“孤岛孤民”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
当龙应台问身为大学副校长的周伟立教授，他的启蒙歌曲是哪首歌？周教授回答的是《我的祖国》，她有些愕然。也许在她的想象中，不该是这样的答案。这首歌里有什么不同凡响的魅力呢？不仅仅是大陆人会唱，香港人会唱，就连新马甚至整个东南亚的一些华人也会唱，为什么呢？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当龙应台听到这样的回答时，“脑海如电光石火般地闪过好些念头”。我所感到兴趣的是，这位台湾前文化部长是怎样看待这首歌？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首红歌”。红歌在过去的台湾是个敏感的字眼，现在互联网兴起，什么歌都可以听到，包括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为什么要把《我的祖国》冠以红歌呢？“身为大学副校长的周伟立在一千个师生面前不避违地说自己的启蒙歌曲是一首‘红歌’，需要勇气”。她大概以为，周教授是一个有社会名望、有身份的人，怎可以如此“坦诚”？再说，在龙应台眼里，《我的祖国》是一个标签，区别红与不红的政治理念，“红色身份”是需要隐藏的，一旦暴露也许会给自己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
当然，周教授是有勇气的，至少他表达了自己。如果我说，我的启蒙歌曲是《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恰巧有观众提起这首歌），这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吗？时代已经开放，我们不需要再面对这些“红歌”时产生深深的恐惧，只要把它当歌曲来听，来欣赏就行了。不过，当大家齐声唱起《我的祖国》，我在电脑屏幕前也跟着合唱，一瞬间，我热泪盈眶。这首歌，牵动了我的情弦，让我仿佛回到过去的年代。
不管时间过去多少年，也不管谁来演唱这首歌，都能打动我的心。我同意龙应台所说的“一首歌，在不同的时空里，撞见不同的记忆，就产生不同的情愫和意义”。我喜欢听“红歌”，也喜欢听旧上海的老歌和某些流行歌曲，如《橄榄树》《外婆的澎湖湾》《我是中国人》《绿岛小夜曲》等。这些歌在不同的层次，唤起我们的共同记忆，对生命的思考；歌曲就像一条链，串起所有湮远的记忆。
大河就是大河，大河浇灌着两岸的土地；没有大河就没有稻花，没有稻香的大河显得寂寥，大河与稻花都是一个整体的风景。
作者是本地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