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脉搏


九辆新加坡武装部队泰莱斯轮式装甲运兵车，于去年11月23日被香港当局扣押，至今已超过六个星期。这些装甲车是在台湾供新加坡军人进行军事训练使用，在运回新加坡途中被扣。


新加坡政府一直维持沉默，表示有没有遵守海关条例，是船运公司APL和香港海关之间的事，但昨天却改变做法，在国会中阐述了政府对装甲车被扣留的立场。


在昨天国会复会时，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强调了新加坡在事件中的主权豁免权（sovereign immunity）。他说，根据国际法，属于一个主权国家的资产，不应该被另一个主权国家羁留。对APL的调查可能还在进行中，但属于新加坡的装甲车必须归还。新加坡政府和国防部强调主权豁免权，要求香港迅速归还装甲车，是明智和具法律基础的做法。


依循往常做法，新加坡武装部队以商船将装甲车运回新加坡。装甲车是训练平台，没有装弹药和敏感设备。


香港当局没有公开说明查扣装甲车的原因。据国防部说，装甲车是在被查询是否有过境香港的必要海关许可证时被扣留的。


在积极和默默地展开取回装甲车工作的同时，武装部队也指示APL全力和香港政府合作，让调查工作按照正常程序进行。


与此同时，黄永宏医生在国会中表示，新加坡也根据主权豁免权原则，严正地强调对装甲车的主权。装甲车毫无疑问的是新加坡主权的象征。


简而言之，按国际法惯例，主权豁免权原则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权活动，不受外国法庭的司法管辖。换句话说，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在另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庭被控。


新加坡上诉庭于2008年指出：“主权豁免权是建立在国家平等、独立和尊严的理念，和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不拥有任何权力的原则上。”


有限和绝对主权豁免权


主权豁免权是一个主权国家赋予另一个主权国家的“特殊豁免权”，后者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主权豁免权有两种对立的概念：绝对和有限。


基本上，这两者的区别在于一个国家的商业性活动和资产，是否享有不受外国法庭司法管辖的豁免权。根据有限豁免权，一个政府的商业性活动和资产不享有豁免权。绝对豁免权则相反。


从不同国家实行主权豁免权的行动和法律来看，有限豁免权是目前的趋势。


比如，1972年的《国家豁免权欧洲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State Immunity），英国、美国和新加坡的法律都只提供有限豁免权。还未生效的2004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UN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States and Their Property）也有类似的区分。（中国于2006年签署公约，但至今还没有核准）。


APL在把装甲车运到香港时，很可能没有遵守香港法律。若是这样，任何违反香港进出口条例的指责，很明显的是香港政府和APL之间的事。然而，装甲车的主人新加坡和新加坡武装部队，却被卷入这场法律纠纷。


让我们假设，APL在运送装甲车过境香港时，没有完全遵守当地的法律。在主权豁免权不适用的情况下，按香港进出口条例，货物可能被扣押和充公。这样的正式执法行动是要确保对条例的遵守。


然而，根据主权豁免权，不论是绝对或有限，同外交资产一样，上述被扣押的装甲车和其他武装部队资产，享有不被扣押和不必面对执法的豁免权。


香港2011年的裁决


2011年，香港终审法院的多数决定裁决，其他国家在香港享有绝对主权豁免权，包括政府商业性质的活动和资产。这根本地改变了香港长期以来（殖民地政府时期）维持的有限主权豁免权立场。


中国实行绝对主权豁免权，是终审法院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FG Hemisphere一案中，做出这项重大裁决的原因。这是因为，“从法律和宪法原则来看，香港特别行政区不能采取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豁免权的原则。因此，香港实行的主权豁免权，必须是和中国一样的绝对豁免权。”


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若在主权豁免权的原则上采取不同的做法，将对中国的外交造成尴尬和干扰”。根据香港基本法，香港不能行使主权，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区有关的外交事务，香港法庭对“国家的行动如国防和外交事务”没有管辖权。


接着，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确定了这项裁决。中国在签署《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后，继续实行绝对主权豁免权，包括一直强调自己在外国法庭享有绝对主权，确定它并没有放弃这个原则。


刚果民主共和国诉FG Hemisphere一案，让香港实行的主权豁免权变得和中国一致。


以我们的情况来说，过境香港的装甲车既不是商业资产，也不属商业活动，而是享有主权豁免权的新加坡政府资产。因此，实行绝对主权豁免权的香港，若不及时把装甲车归还新加坡，就不免让人感到意外了。


若装甲车被扣押和充公，那就是严重和公然地侵犯新加坡国家主权和利益。此外，香港若不在这起事件上赋予新加坡主权豁免权，它作为主要转运港的声誉与地位和其法治精神将大受影响。


若APL有任何违法行为，错也不在新加坡和新加坡武装部队。APL清楚知道承运的是什么。被扣押装甲车的照片显示，它们在运送时并不是放在集装箱内，而是用篷布盖住。新加坡武装部队并没有试图隐藏装甲车。


不出所料，装甲车被扣押事件，引起了新加坡和中国双边关系降到新低点的猜测。这些猜测是不必要的，也过于简单化，更只会印证新中关系脆弱的错误说法。这完全与事实不符。新中双边关系是坚定、深厚和多方面的，甚至在双方于1990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前就开始谨慎耕耘。此外，新加坡一直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也在最近重申这一立场。


香港扣留新加坡武装部队装甲车的事件，可能牵涉其他政治因素，包括涉及中国、台湾（还有美国）的台海两岸关系。但这些同装甲车被指违反海关条例不相关，也没有决定性影响。此外还有现实政治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对香港、新加坡和中国来说，政治同解决装甲车被扣押一事无关。


媒体一开始的大事报道，引起许多热议，但对了解事件没有多大帮助。之后，香港、中国和新加坡政府很明显的都把事件视为APL可能违反香港海关条例处理，有意识地避免“扩音机外交”。不把事件政治化是明智的做法。


法律问题最好以法律途径解决。让调查工作按照正常程序进行，也是法治在境内治理和国际关系上的体现。事件按香港法律和国际法迅速获得解决，不但可以显现法治精神，也可以凸显新加坡和香港及中国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稳固的关系。


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叶琦保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