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德国来说，2016年注定无法摆脱难民问题的纷扰和纠缠：新年的头一天，即以科隆跨年夜集体性侵事件开始。警方事后收到超过800起投诉和报案，疑犯多为阿拉伯籍人，不少是在德国寻求庇护的难民。
但真正的丑闻并不在于发生了性侵事件本身，而是政府机构和媒体舆论处理此事的态度和方法。
在过去两年的欧洲恐袭浪潮中，德国一直属于幸运者，不是警方根据国内外线索提前捕获了凶犯，就是恐袭规模有限、死伤者人数甚少，未造成大面积恐慌。但大家都清楚，命运不可能永远如此眷顾德意志，大规模恐袭波及德国只是个时间问题。
2016年圣诞节前夕，来自突尼斯的阿尼斯·阿穆里（Anis Amri）驾着一辆劫持来的大卡车，冲入柏林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圣诞市场，造成12人死亡，近50人受伤，终结了德国的“太平光景”。事件发生后，德国人虽然照常逛市场购礼物，但内心的不安和紧张已相当明显，对默克尔政府的抱怨声随处可闻。
圣诞节后，有一对来自伊朗的难民父子为感念德国对他们的收留，自做了礼物寄给默克尔。他们的行为引起了邮站工作人员的警惕，警方获悉后如临大敌，连爆破专家都到了现场，结果当然是虚惊一场。但这说明柏林恐袭后的德国已成惊弓之鸟，人们对难民的疑惧与日俱增。
笔者在追踪德国围绕难民与安全问题的讨论时发现，政客、媒体以及百姓中有以下几个流行观点，颇值得玩味和发人深省：
第一， “恐怖主义意欲改变西方的民主体制和自由生活方式”。此观点等于将西方打击恐怖主义说成正当防卫，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西方不长期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介入中东事务，不依托谎言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为推行自身的价值观而采取“以暴易暴”策略，恐怖浪潮还不至于如此规模地波及西方。刻意回避恐怖主义兴起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并拒绝反思，恐怖主义对西方的攻击恐怕很难停止。
第二，“我们是否应该修正我们的欢迎文化”。其实，基于人道主义和基督精神的“欢迎文化”无可厚非；相反，它曾大大提高了德国的国际声望，默克尔也因此而被誉为“自由西方的最后一位捍卫者”。人们质疑的并非是“欢迎文化”，而是默克尔“准备不足、协调滞后和管制失控”的难民政策。现在一出问题便首先开始反思“欢迎文化”，而非“难民政策”，这恰恰说明“好客”并非是德国人的传统和习惯。
第三，“有违法行为的难民毕竟是少数，我们不能因此而质疑所有难民”。这是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用“以面盖点”打压“以点盖面”的手法，严重阻碍了全社会对难民政策的得失进行客观和理性的讨论，为弥漫在德国和欧洲社会的排外极端思潮提供了口实和话柄。
第四，“面对恐袭，没有百分之百的保险”。这个观点可谓是全社会的共识，问题是，实际上并无人要求政府提供百分之百的保险，而是希望能加强安保措施。据一位以色列反恐专家透露，他本人在柏林恐袭之前十分钟才离开那个圣诞市场，他惊讶那里看不到一个警察，毫无安保措施。
德国政府连年财政创收，按理说完全应该在增加警力方面做出更多的投入。可是，根据德国警察工会官方网页公布的数据，在过去15年里，德国总共裁减了1万6000个警员，造成警方在打击犯罪过程中首尾难顾，捉襟见肘，直到恐袭四起才开始改变紧缩政策。
这四种说辞折射出“政治正确”和“愚民言行”，已把当代西方社会扭曲到何种程度。德国官方三番五次敦促面簿这类社交网络平台，主动删除和管控假新闻。先不说这些媒介如何才能鉴别消息的真伪，就目前情况来看，小道消息或不实新闻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传统主流舆论平台和信息管道过度解读，并实行 “政治正确”有关。
成立于70年前的“德国新闻理事会”（Deutscher Presserat）颁发过一个旨在自我约束的十六条“行为守则”，其中有关“歧视”的第十二条中明确规定：“报道时，不应提及嫌疑人或罪犯属于哪个宗教、种族或其他少数群体的信息，除非有合理的理由证明这些信息有益于了解事情过程。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信息有可能会煽动对少数群体的偏见和成见。”
这个“行为守则”导致媒体在报道科隆除夕夜集体性侵事件时，对嫌疑人的难民身份缄口不提。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在难民潮对德国全社会形成巨大冲击的背景下，百姓是否有权了解性侵事情的全部真相？第二，避而不谈嫌犯或凶手的背景信息，是否真的能减少偏见和成见？
事实证明，让百姓及时了解相关信息，对形成政策的社会认同感或不认同感至关重要，掩盖有关信息等于在涉及公共安全等重大问题上，剥夺了百姓应有的知情权。而且，信息一旦通过其他渠道曝光，后果更加糟糕。过度解读和实行“政治正确”，实际上拉大了官民之间的距离，并帮助“民粹主义”用最简单的办法（“说真话”和“破忌讳”）为自己造势上位。
“政治正确”正在逐步从一种充满人道主义色彩的文明进步，沦为被精英阶层用以为自己服务的工具，换而言之，政治正在从“应该正确”变为“必须正确”和“肯定正确”。回顾德国现政府2015年夏以来的难民政策，笔者发现，除了“我们能办到”这句口号尚未被推翻之外，其他内容几乎都已改变、消失或淡化。
由此，我们也可以见证公权领域的一个普遍现象：在不承认失误的情况下修正失误。这种做法在自欺欺人的同时，无疑也在变相愚民。从这个意义上说，2016年也是默克尔在不承认自己难民政策通盘失败的情况下，将此难民政策修正得面目全非和名存实亡的一年。为了明年的大选，默克尔不久前在基民盟党代会上宣布第四次竞选总理时，打出“在德国最大可能地禁止波卡罩袍”这一招牌。在笔者看来，这是她本人在难民问题上交出的一张无能证明书。
尽管如此，由于党内外几无真正的对手存在（或尚未出现？），已在总理府度过11个春秋的默克尔明年再次当选的概率不小。但她很清楚，唯一可能成为自己创纪录连任的“滑铁卢”，就是带有难民背景的恐怖袭击。不管规模大小和伤亡是否严重，每发生一次这样的袭击，她的连任胜数就会打一次折扣。不管默克尔明年是创纪录连任，还是以“难民总理”的称谓载入史册，现在就可以肯定的是，她的难民政策已给欧洲一体化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大选之后即是大选之前”，这是德国政治术语中一句著名的口头禅。我们告别2016年这个惊心动魄的大选年，2017年又将迎来一个充满变数的大选年：法国、荷兰、德国政府面临换届，意大利或许也将举行选举。右翼民粹党派是否能再创“特朗普辉煌”虽然还是个问号，但欧洲的政治版图肯定会发生重大变化。
欧洲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恐怕在新的一年里也无法回答。至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利坚是回归闭关自守的“门罗主义”，还是改头换面继承富有攻击性的“里根主义”，不久将正式宣誓就职的特朗普，或许还会继续用推特告诉世人。
2016年让我们习惯了“黑天鹅”满天飞，那笔者不妨也来凑个热闹，预测一下2017年德国大选的结果：默克尔所代表的基民盟/基社盟（CDU/CSU）将勉强保持第一大党的地位，但默克尔却因在联邦议会中无法得到多数席位，而不得不放弃组阁，最后，社民党、左翼党和绿党联合执政，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个“红红绿”的联邦政府。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不管默克尔明年是创纪录连任，还是以“难民总理”的称谓载入史册，现在就可以肯定的是，她的难民政策已给欧洲一体化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