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竞选中和就职后对欧洲似乎颇有微辞，他抨击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是“灾难性的错误”，毫不掩饰地看衰欧盟及欧元的未来，支持英国脱欧和欧洲各国的民粹力量，愿意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所有这些似乎都在显示这位白宫新主人的反欧立场。
欧洲各国政府一时被华盛顿的新政弄糊涂了：他们不理解，作为西方世界领袖的美国为何转眼逆转，毫不在意依然存在的盟友关系。他们不得不问，这是特朗普的权宜之计？还是长远战略？是他惯用的商业手段？还是真的在准备改弦易辙？特朗普自己给出了答案：“欧盟已成为德国的工具。”
由此可见，“德意志问题” 归根结底似乎不仅仅是德意志民族统一的问题，在新的国际格局之下，它已被赋予了新的现实含义： “属于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化了的欧洲”，这是个问题。
德意志民族之神圣罗马帝国
我们现在谈论的“欧洲”，是按照世界五大洲来划分的。本文论述的“欧洲”概念，则主要指古罗马疆域内欧洲大陆的那部分。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9月宣告灭亡后，欧洲大陆上曾出现过一个相对统一的法兰克王国。公元十世纪，王国一分为三，东部自称“神圣罗马帝国”，以此来挑战东罗马帝国（拜占庭）作为古罗马继承者的地位。
关于这个“政治怪胎”， 法国哲人伏尔泰（Voltaire）曾调侃它“既不神圣，也不是罗马，更不是帝国”。但是，“日耳曼民族之神圣罗马帝国”首次将日耳曼与古罗马的法统与疆域联系起来。从此，引领欧罗巴的使命感，便成为德意志不忘的初衷和情怀，德意志作为一个民族概念，也由此渐渐萌生起来。即便在内部四分五裂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从未放下统一欧洲的野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三次欧洲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或多或少都体现了日耳曼民族与养尊处优的“罗马人”之间的千年仇恨，特别是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实际上就是对罗马天主教的一次清算。新教的诞生是欧洲日耳曼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真正使德意志成为一个“问题”的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1789年），以及拿破仑的扩张和对德意志的征服。1806年8月6日，弗朗茨二世不得不放弃神圣罗马帝号。于是，德意志何去何从，“德意志问题”该如何解决，便成了一个刻不容缓的生死问题。
正是在这一民族历史的最低谷，德意志哲学家费希特仰望星空，发表了《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对本民族的复活和重生作出了预言。即便在今天，费希特的话读来依然振聋发聩，难怪古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将日耳曼人称为“高贵的野蛮人”。
在他眼里，这些“蛮人”虽然还有待文明的进一步洗礼，但他们却因为具有正直、淳朴、勇敢、进取、忠诚和纯洁等美德而变得高贵。甚至他们的野蛮、血腥与背信，都因这些民族特性而被戴上了侠义与理性的光环。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马丁·路德虽然 “背叛” 罗马天主教、哲学家费希特也大张旗鼓地鼓吹德意志民族“至上”论，但这些明显的德意志“躁动”，都未脱离欧洲的精神氛围和智识语境。因此，德意志对欧洲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依然被视为古大陆范围内的某种磨合与融合。换而言之：它虽“蛮”，但不“夷”。
俾斯麦主政的第二帝国
为了完成民族统一大业，俾斯麦相继发动了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但他也深知不能恋战，逞一时之快，因此，普鲁士的军事行动相当克制，避免触及欧洲古大陆其他列强（除法国之外）的根本利益，一切以统一德意志诸邦为战略目的，因此获得了英俄的谅解和默认。
那时，德意志在世人眼里已成为令人生畏的后起之秀，但日耳曼尼亚这个幽灵，基本上还是在“日耳曼森林”（孟德斯鸠语）里晃悠，欧洲的基本秩序未被打乱，德意志统一这场革命，也始终建立在欧洲古老王朝和君主制这一保守主义原则之上和基督教这个大框架内。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俾斯麦的“德意志问题”解决方案才具有现实可行性。
统一后的德意志，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的急剧增长，民主政治的压力以及制造业异军突起后对市场的极度渴望，使得这位欧洲列强中的后起之秀变得骚动不安，跃跃欲试地也想争取“阳光下的一席之地”。这与俾斯麦的外交理念格格不入。1890年3月18日，为帝国服务长达27年的老宰相向新帝威廉二世提出呈辞，正式下野。
刚愎自用的威廉二世亲政后，强力推行所谓的“世界政策”。一时间，那个曾经游荡在日耳曼森林中的幽灵决意告别过去，不再怀旧和伤感，而是变得心向四面，志在八方。
但德意志这段与海洋粗鲁而笨拙的短暂爱恋，却遭遇了传统海洋霸主英国的强烈反弹。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英帝国联合德国的宿敌法兰西以及德国曾经的盟友沙俄，组成协约国，打败了以德皇为首的同盟国。第二帝国连同它引领欧洲和世界的大国梦一起被埋葬，德意志不得不重新回到日耳曼森林去苟延残喘。
希特勒的“千年帝国梦”
一战之后的《凡尔赛条约》，因其严厉苛刻的制裁措施，而激发了德意志民族强烈的复仇欲望，并最终让其走上了希特勒极端的民族复兴之路。
在多数人的印象里，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接连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灭绝600万犹太人等等。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将希特勒妖魔化成一个政治狂人和杀人魔王。但如果我们将历史连贯起来看，便可以发现，纳粹德国的崛起和覆灭，与其历史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
在解决“德意志问题”时，为何俾斯麦会成功，而希特勒却输得那么惨呢？德国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在其《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一书中给出了答案。他在论及两者的区别时指出：“德意志国”既可以是“普鲁士在最大范围内所能支配的德国”，也可以是“德国在最大范围内所能支配的欧洲或世界”。
前者是俾斯麦的见解，后者则是希特勒的诠释；前者取得了成功，统一了被拿破仑摧毁、并变得日益松散和混乱的德意志第一帝国的残余诸邦，后者却收获了苦果，在苏联和西方盟军的夹击之下，第三帝国的愿景最终成为泡影。
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便可以看出：导致希特勒出现的原因，不在于德意志的历史上有过俾斯麦，而恰恰在于德意志在历史上抛弃了俾斯麦和他的欧洲大陆均势政策。希特勒其实是试图用比威廉二世更粗鲁的方式和更强大的自信，去实现德意志引领欧洲乃至世界的初衷。
欧盟：德国的“第四帝国”？
二战后，所谓的“德意志问题”被人为地压抑住了：德国被一分为二，冷战的铁幕横挂在东西德之间。战胜国自信地认为已彻底铲除了令欧洲躁动的德国因素。未曾想，“德意志问题”这颗种子在东西方对峙的乱石中依然能顽强生长。当它破土而出的时候，德意志不再那么充满戾气和锋芒，而是像一朵玉兰花：淡雅不扎眼，却能让周围时而嗅到它阵阵散发的幽香。这朵兰花有个名字，叫“德国模式”。
上世纪70年代末，欧洲经济在繁荣了差不多20年后开始步入低增长、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和汇率动荡的发展停滞期，而当时的西德马克却相对坚挺，一直在充当着中流砥柱（此情此景有些类似眼下欧盟的状况）。因此，欧共体成员国普遍看好能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并相对平衡处理劳资关系的“德国模式”，认为它是带领欧洲度过危机的唯一出路。
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生效，明确了欧共体成员国之间汇率的浮动率，德国经济政策的两大支柱（紧缩财政预算和控制通货膨胀）成为这一体系的标准。正是从这一刻起，而非许多专家认为的欧元危机开始，欧洲的一体化踏上一条德国之路。
今天，欧洲经济出现了持续低迷，特别是欧元危机爆发后，欧洲内部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了对“德国模式”的怀疑和抵抗。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进一步分化了欧盟的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去德国化的声音，有媒体甚至惊呼要警惕“第四帝国”。但是，在欧美经济普遍低迷的今天，德国经济和财政连年创新高，可谓一枝独秀。这起码说明，要说“德国模式”已经过时还为时太早。
“德国主导下的欧洲”，这多少已成为一个既定事实。有人乐见这样的事实，有人则想方设法要打破这个局面。中国无疑属于前者，因为作为全球化最大的两个受益者，德国和中国有着相当一致的利益。
普京和特朗普则明显属于后者，因为德国已成为俄罗斯摆脱西方制裁的最大阻力，而美国总统竭力反对的，是由德国主控的欧盟大市场和欧元货币体系。两人最愿意看到的就是一个分裂的欧盟和失败的欧元。
对欧洲和世界而言，“德意志问题”以往一直是灾难的祸根，至于今后是否依然如此，笔者目前还真不愿意简单的一概而论。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