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加坡补习现象的讨论，无论在华文还是英文媒体，都从来没有间断过。可是，在各种归因中，似乎没有人从新加坡的建国历史和中产阶层典型特征入手，来探讨这一话题。在此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发更多的相关讨论。


新加坡建国不过51年，就从第三世界飞跃到了第一世界；国民的谋生方式，也从建国一代时期出卖劳力挣得报酬，变成最近10几年以专业人员、经理、执行人员与技师（PMET）和金融、咨询等高端服务行业为主。实际上，可以说只用了一代人，就完成了国民收入和整体素质的奇迹飞跃。


在当前的新加坡，中产阶层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群体，在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上，大多数人能够大大超越自己的父母辈，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教育。不仅中产阶层，就连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士，也很多是从学生时期就出类拔萃，凭借极为杰出的个人成就，得到政府栽培，从而争取到社会最为重要的各类职位。


新加坡曾经充满来自“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后裔”，如今可谓社会流动性极强，而社会流动性的根本推手就是教育。我们也会因此发现，新加坡的中产阶层焦虑，会比其他国家，无论是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中印这样的新兴市场强烈得多。


在崇尚任人唯贤制度的新加坡，虽然存在社会地位和个人成就的代际遗传，但不像其他国家那么明显。家长能够做的，就是倾自己的能力，将孩子打造得符合社会的评判标准，至少让孩子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不要比自己差。


事实上，这很难。在建国初期，人口红利与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逐渐被国内外局势所磨灭，新加坡年轻人能够维持父辈社会地位与生活水平的概率在下滑中。这其中也有引进外国人才，给本地本来就不大的市场造成的挤压。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新加坡人变得“怕输”，变得焦虑。焦虑是病，而补习只不过是诸多症状中的其中一条。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经济发达的新加坡仍然是一个传统社会，甚至儒家思想和西方传统社会的各种价值结合在一起，达到双重的效果。儒家的“学而优则仕”具体体现在：优秀的学子高中毕业就接受政府高额奖学金，到英美顶尖名校深造，然后回国加入公务员行列。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崇尚的职业如律师和医生，也成为新加坡人争前恐后削尖了脑袋想要抢到手的“铁饭碗”。在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下，走到最后的胜利者，十有八九都选择了以上提到的这几条路。


而这几条“人生赢家”之路的准入条件，无一例外，第一要求就是出类拔萃的学习成绩。很难想象，想要帮助孩子保住社会地位，甚至往社会阶梯的更高层攀爬的家长，会选择不让他们去补习。除了那些天资聪颖，不需要补习也可以一路笑傲考场的少数人，大多数人如果在上学时选择了“快乐”与“自由发展”，结局多半会令人遗憾。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不是开明家长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就能解决的，也不是学生尝试独立自主学习就能解决的。甚至，这个问题是否需要被解决，都是一个问题。


依我看来，新加坡的中产阶层焦虑与随之而来的补习现象，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这能够反映这个国家依然自上而下保持着“任人唯贤”的基本国策，以及社会阶层还没有完全固化。


新加坡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新兴的中产阶层需要几代人的沉淀，才能渐渐摆脱焦虑。到那时我们不会再担心没有人学文学，没有人学艺术，没有人敢于创新，没有人追逐梦想。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告诉我们，人在吃饱穿暖后，还需要感到安全，才能够有余下的精力去考虑其他。我们需要的是时间。


当然，新加坡自上而下都应该反省一下，全社会对公务员、医生、律师等传统行业的追捧。这些行业拿着最高的薪水、享受最多的赞誉，却很难谈得上创新。近几年新加坡一直都试图让孩子创新，但在传统价值观的条条框框中让孩子学会创新，实在是一个悖论。如何降低上述行业的热度，并让其他行业更加受欢迎，是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


作者是牛津大学经济


与管理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