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8日，交通部第二部长黄志明在国会答复议员提问时，作了一个罕见的宣布：政府正在评估是否要继续落实全国脚踏车共用计划。这是由于近期出现了好几家私人公司提供类似的服务。


两个星期后的3月24日，陆路交通管理局随即宣布，终止裕廊湖区的脚踏车共用计划招标工作，原已受委协助寻找冠名赞助商的咨询顾问合约也跟着中止。换句话说，这一筹备多时的脚踏车共用计划，出人意表的胎死腹中。


不是没有原因，原来，从今年1月到3月之间，本地突然连续出现了三家私人业者，提供所谓“无车桩”（dockless）的脚踏车共用服务。车桩指的是共用脚踏车的专属停放站，无车桩就是不需要这样的停放站，而可以随意停放在任何免费的公共脚踏车停放处，包括地铁站附近和组屋楼下；人们也可以在这些地方取车和还车。这省去了很多的行政和管理费用。


陆交局原来的计划，是要把裕廊湖区作为一个试点，通过招标方式发出经营权，给私人业者经营脚踏车共用业务。它也规定，竞标者也须为滨海湾／市中心和淡滨尼／白沙的脚踏车共用服务出价。这三个地区原定提供约2300辆脚踏车。这是一个传统的（其他国家惯用）共用脚踏车模式，最终是要推广至全国各地。


要建立这么一个有桩系统，政府必须参与基础建设，甚至要出钱津贴业者。陆交局在2014年开始策划，去年7月进行招标，招标工作在去年12月初截止，吸引13家国内外公司竞标。去年11月，陆交局委任总部设在法国的拉加德尔亚洲体育集团（Lagardere Sports Asia）与本地SMRT子公司The X Collective组成的财团为赞助商顾问，协助寻找合适的冠名赞助商资助这项计划，以抵消部分成本。


眼看计划就要实现，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今年1月，本地一家叫oBike的公司抢先推出无车桩共用脚踏车服务。不到一个月功夫，来自中国北京的ofo便登陆狮城。紧接着，另一家中国公司，以上海为基地的摩拜（Mobike，中国称为摩拜单车）也在3月间进军我国，抢攻市场。


三家业者都提供无车桩共用脚踏车服务，用户只须把脚踏车停放在任何一个公共脚踏车停放处，无须到固定停放站取车和还车。oBike和Mobike之前都参与裕廊湖区的招标。当局预计，这几家公司接下来将会大事扩充业务。显然，私人业者的扩充计划，免去了由政府出资建设共用脚踏车系统的需要，这是这个模式的最大优点。


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对策赶超了政策的典型例子，称得上是一个脚踏车的革命。无桩共用脚踏车模式在一夜之间革了陆交局有桩计划的命。这也说明，在一个全球竞争的环境里，企业界的创意是无限的。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策有时不仅超过政策，也比政策更具优越性。因此，政府罕见的折腰致敬。


私人脚踏车业者的异军突起，是科技进步的另一产物，就像“优步”（Uber ）应用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德士行业一样。上述三家业者采用的营业模式看来很简单，但是在没有智能手机应用的年代，这是绝不可能的。


虽然能不能赚钱还是个未知数，但已有不少投资者看好其发展前景而注入资金，让这一创新行业有了较好的存续机会。而短期内，这一共用模式看来也会有迅猛的发展。据估计，三家业者投入运作的脚踏车总共已有好几千辆，接下来还会继续增加。摩拜目前在33个中国城市拥有超过100万辆脚踏车，自去年4月推出后已累积超过4亿趟次。新加坡是该公司扩展业务的首个外国城市。淡马锡控股也注资摩拜，显示对它的前景看好。


政府原来的脚踏车共用计划，历经三年，虽然已经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但是面对已经被新模式超越的现实，毅然决定壮士断腕，这是明智的。这总比实行后才悔不当初来得好。记得多年前，交通部就实行过一个泊车续搭巴士的计划，在市区周边建了好几个边缘停车场，加上设立短程巴士服务，鼓励人们把私家车停在市区外，搭巴士“下坡”，结果是以失败告终。


有桩脚踏车共用计划在其他大城市如伦敦、巴黎、台北实行的结果，证明必须有政府和企业的资助才行。陆交局原来的计划，也预计每年需要100万元的企业赞助费。即便如此，成功夺标的业者能否回本还是个未知数；虽然竞标者众，显示大家都看好有很好的需求潜能。


尽管新模式还处于试错阶段，但它确实比旧模式来得干净利落，成本也较为低廉。相信此时此刻的陆交局，更多的还是希望它们能够成功，否则到头来就变得两头空。因此，过去几个月来，虽然出现了租用脚踏车停车位不足，以及使用者随意停放招致居民投诉的问题，当局并没有立即采取严厉执法行动，而是先作规劝，同时尽量配合实际情况需要，包括赶在更多脚踏车停放架安装之前，先在一些地铁站附近划定新的脚踏车停放区，以应燃眉之急。


政府的计划，是要在2030年时，在全岛建成总长700公里的脚踏车道网络。脚踏车被视为改善往来地铁站和巴士转换站的“第一及最后一里路程”的重要衔接性代步工具。私人共用脚踏车的涌现，将使这一“原始”的代步工具重现生机，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重要的一席之地。当然，先决条件是业者最终有办法盈利生存，而新加坡人的文明与公德也须能提升。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