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课题



节假日，我带6岁的儿子到东京都世田谷区的历奇公园去玩。说到公园，里面配套的游戏器材一般都是规定好的，比如秋千、跷跷板、单杠。但是，这个地方鼓励孩子们自己去发现游戏内容，创造游戏空间。他们可以生火，可以挖洞灌水，也可以捏泥巴城。就算爬树，相互泼水，也不会被骂。还有小孩子用锯子切割木材，建起了秘密基地。


这里的工具间不仅没有上锁，小刀、锯子、铁锤、钉子等也是散乱地堆放着。我看着直冒冷汗，忍不住想象有可疑人物进入公园，拿起锯子伤害孩子的画面。我跟住在美国的朋友聊起这件事，对方说：“在美国这样的诉讼社会，公园里是绝对不可能生火的。”当然，就算在日本，原则上公园里也是禁止生火的。历奇公园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跟相关部门进行了反复不断的交涉。然而，历奇公园难道就没发生过事故吗？


事故还是有的。比如2013年，在千叶县松江市，由岛根大学的学生社团负责运营的历奇公园内，一名小学三年级的男孩，从绑在六米高榉树上的绳梯跌落，造成腰椎骨折的重伤。


据说历奇公园的创意，起于1943年丹麦的公园设计师索伦森（C.Th.Sorensen）在哥本哈根建造的“垃圾游乐场”（Geruempel Spielplatz）。历奇公园的基本理念在于，孩子们无需拘泥于已有的器材和玩法，可以任意地进行改变与改造，体会发现与创造的乐趣。它的标语是“自己负责，自由玩耍”。


在这里，大人不是去限制孩子玩什么，而是组织有志于开展地方活动的居民和志愿者，事先讨论制定事故发生时的应对办法，包括对现场情况的判断、对伤势的处理、去往医院的护送，并从平时开始就反复训练。


日本的第一个历奇公园建于1979年，现在全国有400多个团队在各地运营。大部分的历奇公园是由家长和当地的志愿者负责运营的，但在世田谷区的历奇公园，还有名为“历奇组长”的专业工作人员常驻。世田谷区把历奇公园纳入行政工作范围，运营经费和“历奇组长”的工资，都由区里的财政预算拨款。只不过，区里的税收无法提供太多预算，平时的运营主要还是得靠当地的居民干事负责。


从培养孩子的角度来说，安全当然是很重要的，可过于强调安全，会限制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想要维护自由，又必须得考虑成本的问题。


另外，自由和平等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关系。一个人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剥夺他人的自由。优先考虑自身自由的同时，如果不尊重他人的价值观，没有与他人共存的意愿，团队和社区的秩序是得不到保障的。


那么，如何才能保障秩序呢？要是动用权力，就不得不牺牲个人的自由。就像“警察国家”为了确保安全和秩序，让渡了部分的公民自由。


乔治·奥威尔在面对西班牙内战时，没有刻意保持中立，为了抨击极权主义，他坚持创作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他在作品《我为什么写作》中写道：“一个人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可能既政治性地行事，又不牺牲自己在美学和思想上的诚实。”奥威尔用“人类的意识领域的扩大”，来形容人们把自由作为一种精神需求来追求的现象。


生而为人，到底什么样的人生追求，怎样的人我关系，对一个人来说才是真正的自由？对人类来说才是意识领域的扩大？当他人在扩大人类意识的领域时，自己是否也能对他人表示尊重？孩子们在一边玩耍的过程中，一边学习着如何更好地维持秩序。


作者是东京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