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英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造英雄的时势。第一次造就了毛泽东和他的巨大政治遗产。毛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强行拉入社会主义的轨道，几年时间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中国今天仍在运行的基本政治制度。
毛同时还引进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文化大革命等方式，企图改造人民的思想文化观念，但这些都失败了。他的遗产是一个以共产党为中心，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大一统的模式。
造就邓小平的时势是中国的经济起飞。邓的功绩是打破毛的大一统体系，引入市场，并废掉计划经济和原有体制内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东西。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作用，是用渐进和小碎步的制度创新，来巩固市场经济的地位，调适政体和市场的关系。
习背负政治经济再融合历史使命
从邓到胡，虽不时有回归逆流，但探索、试验和局部创新是主线，取得了许多经验教训。习近平的时势是做一个集大成者，总结35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创立一个完整的新体制，为中国的更高阶段的发展打下制度基础。
习面对的任务比毛和邓要复杂艰巨得多。毛是立，邓是破，习又是立——否定之否定。破当然比立容易些；毛的立有前苏联为版本；邓的破集中在经济领域，有西方市场经济长期积累的经验和现成制度可借鉴。而习之立是要将共产党的统治和市场经济在制度、思想和文化上相融合，所以是史无前例的，需要非凡的胆识和智慧。
如果能完成历史使命，他就是中国的第三个里程碑；如果失掉历史给他的机会，没能建立起适合国情的一整套体制和制度，需要后人来完成这个使命，那他就只能是个过渡人物。
中国改革的终极目的是确立其制度优势，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为解决世界性难题拿出“中国方案”。
深化改革的任务包括三个方面：一，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市场体系以及和这个体系相适应的公共管理制度；二，建立一个能提供强大领导力、符合民心、及时回应民意、维护公平的政治制度；三，培育一个健康、有活力、充满创造力，在相当程度上能够自我运转和自治自律的社会。
第一方面和第三方面着重点是活力和创造力，是中国国际竞争力和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实现这些要求在第二方面，即政改上有所突破，首先是中共要改变从计划经济时期传承过来的“微观统治”的方式，即什么都抓，什么都管的老习惯。要让政治、经济和社会各司其责，发展和发挥各自的优势，而不能越俎代庖。
政治社会改革仍滞后
这三大任务中，市场体系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行政改革也有相当的进展，但在政治和社会改革方面滞后。政治改革除了清除腐败外，更重要的是处理好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关系。而处理好关系的先决条件，是有一个健康、自立的社会和健全的市场机制，从而将政府从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
要打造政府引导市场的优势，减少政府行为对市场的扭曲；政府和民众之间也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民主机制来连接，既反映民意又监督政府，形成良性互动。
三大块的内部和相互之间采取什么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指导思想。习近平的指导思想在一些方面，如依法治国、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司法改革、廉政反腐、社会保障等，无疑是正确的。但政改在总体上是在向毛泽东时代的大一统模式回归，尤其表现在党建和党在经济社会中角色的定位。
党组织在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正在全面恢复微观统治，并且正在向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延伸，打压学术、思想文化和信息流通的自由，削弱法制和对个人权利的保障。长此下去，将会全面压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也使得中国模式丧失吸引力。这些都与民族复兴的目标背道而驰，迟早会被推倒重来。换言之，中国正在走弯路。
中共统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执政党的组织和党员遍布政府、市场和社会。近年来，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强化党治：权力从政府向党转移，党组织向经济社会全面覆盖。强化党治的客观效果是更彻底的大政府（在中国党权比政权大），全面压缩社会和市场的空间；是从威权向极权回归，阻碍政治文明的进步；是动摇法治的政治基础。
中国需新契约和制度创新
与前任江、胡相比较，习的治国理念更像毛泽东，强调道德、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统一和组织纪律性；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怀旧的色彩。政改的指导思想是恢复旧契约，即共产党“不忘初心”，重新履行它对人民的承诺，廉政律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则有义务服从、拥护党的领导。
按此模式，党继续沿用自上而下“管人”统治方式；但在民主机制缺位、群众路线在新形势下又缺乏制度创新的情况下，这是个没有根基、一厢情愿的统治模式。
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需要一个新契约和大量制度创新，来实现长治久安和健康发展。在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情况下，要成为里程碑、集大成者就必须有突破、有建树，而不能依靠“返璞归真”。
一日千里的大变化时代，需要的是能适应时代的新观念、新思路、新制度和新机制。如果不能审时度势，既往开来，在整顿党风大有成效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进行开创性的改革（包括对党的改革），政治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将会落在继任者的肩上。
这么一来，习只能是一个过渡人物——重振了朝纲，拯救了共产党，却没能创造出一个新中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如果不能审时度势，既往开来，在整顿党风大有成效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进行开创性的改革（包括对党的改革），政治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将会落在继任者的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