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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医疗最初始于“在线医疗”服务的理念，随着“互联网+”的概念进一步被推广，互联网企业对医疗板块的投入，从2014年开始得到了显著的增长，其市场规模已达114亿元人民币；去年，互联网医疗的增长达到一个峰值，该数值在今年仍保持上升趋势。
今年4月，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宣布，万达与成都市政府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万达将投资700亿元人民币，在成都建设医疗产业园，这也是万达布局互联网医疗的重要标志，由此可见，中国互联网医疗市场这块“蛋糕”的巨大吸引力。
由于该行业在早期处于空白，现今的发展势头尤其迅猛，中国几大互联网巨头纷纷投入到该版块中也是意料之事。随着老龄化社会、二胎政策的到来以及逐步推行的新医改政策，互联网医疗被寄予了相当大的厚望。
在近三年的实际操作来看，虽然存在许多问题，但从总体方向来看，或许它正成为解决目前医疗困境的一种选择，尤其是对医患关系的修复。这里就互联网医疗的发展与线下医患关系的影响做一些讨论。
首先，互联网的透明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医患关系中信息不对称的矛盾，逐渐建立互信关系。过去传统的就医模式由于繁复的挂号、检查、拿药等手续，使医生的效率和病人的用户体验都受到很大影响。而线上问诊则大大“增强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患者大量“轻问诊”“重复配药”等简单的医疗需求，通过在移动端就可得到解答。
更重要的，移动医疗的平台还可提供后续的评价体系和用户追踪，这改变了以往“以医院和医生为中心”的模式。患者通过这样的双向选择，找到自己更满意的医生，从而与医生建立长期互信的深度关系；而医生也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独特价值和自我品牌。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考虑重建医患关系时，需要对医生这一角色有新的认知。美国健康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谁将生存》（who shall live?）里曾提到：“一种常见的错误想法认为只要知道医生收入最大化的愿望，就能理解医生的行为”，其实“医生为了赢得同行的认可而牺牲经济利益的例子也不罕见”“病人的认可是激励医生的另一个重要动机”。
如前所述，互联网医疗最原始的形式来自于“在线问诊”，《2015互联网医疗发展报告》中就提到，在线问诊的核心价值表现为对医疗服务形式的互联网化，将医患沟通的双方直接联系起来，重构医患关系，激发医生价值，推进医生在医疗服务中的“话语权”的增强和“个人品牌”的建立，在同行和病患中得到认可和尊重。
这种激励效应在中国公立医院医生身上也是奏效的，这也是目前“新医改”的目的所在，一方面需要纠正“以药养医”的病态体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合理的反映每个医生的独立价值，同时建立起医生的个人品牌效应。
其次，互联网医疗对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现象也会有所改善，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减轻大医院过于集中的就医压力，从而疏解医患关系的紧张。同时医生的影响力通过互联网得到扩大，其品牌价值不止局限于一个地区。当然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的体系还需要得到线下的政策支持。
2015 年，中国卫计委发布了《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提出“推进医师合理流动，放宽条件、简化注册审批程序，探索实行备案管理或区域注册，优化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环境”。乐观来看，互联网医疗反向促进了中国医生自由执业体系的形成，进而让医生“从传统医疗体制中解放出来”。
再次，互联网的自身优势也可以减轻病患的烦躁情绪以及不安感，通过移动端的辅助省去了病患大量的排队等候时间，也避免了与医护人员的直接冲突；而通过互联网平台中大数据的持续积累，也能为用户制订出更有针对性更明确的就医指导，细化医疗服务，从而达到资源的充分匹配和利用。
从中国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情况来看是比较乐观的，目前中国的大城市医院对远程医疗的利用，例如在二胎政策的催化下开展的远程胎心监护已较为普遍，孕妇不需要亲自去医院，只需要租借仪器回家，然后再把监护数据上传至系统，产科医生通过联网电脑和智能手机远程判读。再比如通过条形码的匹配，避免拿错药或输错液等医疗事故，这类依靠移动终端实现的互联网医疗，既减轻了病患的奔波之苦，也为医护人员节省了更多时间。
另一方面，医生多点执业的可行性，在政策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目前在一些大城市，医生的执业自由度正在放宽，比如从去年年底开始，天津推行了区域注册制度，全面放开医师多点执业。医师经注册后，在主要执业机构以外的执业机构，不需要再办理相关手续。
但同时，互联网医疗的发展也存在着不少隐患。比如，如何对医生的线上准入门槛进行监管？如果医生的线上资料不够完善、成熟，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体系的权威性，其结果是病患对线下仍然依赖严重，无法缓解线下供求压力。
其次是如何保障用户信息安全问题，这既涉及病患的个人隐私，还会牵扯到巨大的地下“商业价值”，而导致整个信用体系崩溃，如魏则西案例。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互联网医疗对医患关系的改善不仅有限，还可能造成更多负面影响。
作者任职于隆道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