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人也有一句老话：“橘逾淮而为枳”，同样说明，水土不只对植物的生长有很大的影响，对人也有很大的影响，这就包括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以至整体的文化。
语言实是最能反映地区性差异的人文特征之一。比如英国人的英语，到了美国就变成了美式英语，到了澳大利亚又变成了澳洲式英语。虽然他们讲的都是英语，我们却可以从他们不同的口音分辨出差异。其实，新加坡人也有自己的英语腔调，和上述各大英语大不相同。
华语也是如此。标准华语或普通话，到了马来西亚就变成马国华语，到了台湾就变成台湾华语（国语），在香港更是明显的港式华语。新加坡人一开口讲华语，别人也很容易就分辨出我们的特异腔调。即使在中国本土，广东人和潮州人讲普通话，都带有浓重南方人口音。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必然反映生活，因此也必然地会和语言产生相互的影响，形成各自的特性。可以简单地说，语言和文化的本土化是必然的演化过程。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时间越长，文化特性就会越明显。
实际上，在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辈身上，我们已可以看到这种变化的迹象。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华人就更不必说了。经过半个世纪的形塑，他们有着新加坡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也有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和身份认同，因此也越来越具有本土性。这是不容置疑的。不过，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开幕之际，身份认同话题的重现也是很自然的事。
但今天，我们的政治领袖在谈到这个课题时，心境显然和50年前大不相同。应邀为文化中心主持开幕式的李显龙总理在致辞时，一开头就这么说：“这座新文化地标，是关心本地华族文化发展的人士和团体过去五年来努力的成果。 它代表了生活在这个岛屿的人们，多年来所坚持的一种文化情怀，也显示了我国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强。 ”
为什么说文化中心的出现反映我国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强？我们或许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没有这样的自信，那么这样一座富丽堂皇的文化中心，就不可能以华族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出现。因为，在没有自信的情况下，我们会很敏感地觉得，我们应该做的是强调多元文化主义，是各族的融合，而非各族不同文化传统的凸显。事实上，坐落在芽笼士乃的马来文化村也在如火如荼地重建中。
我们的文化自信，也许来自于新加坡人已形成的凝聚力、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已非常的显著，可以低挡得住各族文化差异性的张力，尤其是外来的各种文化、宗教、政治等牵引力。这些外来的牵引力之大，其实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中，中国经济上的崛起所激起的海外影响尤为显著。虽然我们对自己有信心，但外人却未必这么认为。有些人始终会把新加坡当作是个所谓的“华人国家”。比方，有不少中国人就喜欢不假思索地以“同文同种”的视角看新加坡。因此一厢情愿地认为，新加坡华人的做法想法就该和中国人一样。
在世界上，新加坡华族的地位确实是最为特殊的。华族在新加坡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也居于政治主流，这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在其他地方，华族都是少数种族，而且绝大部分早已被所居国的主要种族同化，比如在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等国都是如此。
在马来西亚，华族是可观的少数，他们有一种被同化的压迫感和抗拒感，因此极力在守护自己的语言和教育。新加坡的情况却刚好相反，它选择了英文作为共同语和行政语，而不是华文。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华族家长把孩子送进英校的趋势就已经非常明显，即便是一些口头上捍卫华教的人也是如此。
新加坡华人总体来说，并没有捍卫华族语言文化的“压迫感”。一般家长更多的是从功利角度看语文教育。在政府规定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习母语后，反而有人因此选择了移民，因为孩子学不好华文。好些华族孩子的“母语”或家庭用语，其实是英语而非华语。
在这种英文为主导的社会大背景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化，新加坡的华族文化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管你说这是什么“化”，总之新加坡华人就是和其他地方的华人大不相同。老华校生或许还有一种特殊的华文情怀，但双语政策下成长的一代，思维和视野是绝然不同的，英文英语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但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华族整体价值观的转变。今天的新加坡华人，服膺民主、法治，但同时也没有放弃他们视为应该保留和传承的优良传统价值观，如注重家庭，讲究孝道，注重勤劳、刻苦、节俭、奋发、务实和自力更生的精神等等。但华人传统已经融入了很重要的西方因素。可以说是一种中西的合璧。
这种本土化过程，相信会是新加坡华族文化未来发展难以逆转的趋向，尽管中国的发展也会带来一定的冲击。中国早已在新加坡设立了一个文化中心，但它对新加坡人的影响大概也只如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所设的文化中心一样。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作用当然和中国的文化中心不同。我们要发扬的是新加坡的华族文化，不是中国文化，虽然我们有共同的历史根源，生长的水土却是大不相同。在这个基础上，当然华族文化中心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与世界其他华族文化相互交流、借鉴、切磋和碰击的平台。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