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土耳其的修宪公投以微弱多数取得了胜利，欧洲国家的诸多媒体却纷纷打出了耸人听闻的标题，“撕裂的土耳其社会”“土耳其民主的终结”，甚至直言“土耳其的灭亡”，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论调俨然如临大敌。为何如此？


除了可能激化的土耳其内部隔阂，总统埃尔多安的权力扩张之外，他们也想到了土耳其宗教氛围重新强化的可能，想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新形态复苏的可能。历史翻转，这是不符合现代性法则的，也是不符合已经深植在人们意识中的线性发展史观的，因而批判土耳其修宪公投的深层次含义是维护现代性的正当性。


最近几年，国际政治中带来惊异的现象此起彼伏。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出现了，英国脱欧了，特朗普胜选了，欧洲民粹主义高涨了，桩桩件件，由点到面、由表及里地预示着全球范围存在着翻转、分裂、动荡、挣扎。


面对这些倏然勃兴的事件，人们往往愿意用黑天鹅来形容。而黑天鹅这个词本身就存在问题。世界上本来就有黑天鹅，只是欧洲人长期没有发现，一旦发现便颇觉诧异，是以“黑天鹅”之后就成了新奇事件的代名词。


其实，现代性本身就蕴藏着悖论，在与传统因素的抗争中，虽然现代性胜出，却也同时带来了问题。只是把现代性描摹成一副乐观图景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并且这种共识历经了百年时光，我们浸淫日久，也就容易忽视其恶的一面。因此当累计的种种因素集中浮现时，我们就如同当年无知的欧洲人，诧异这世界上竟然存在着黑天鹅，而忘了黑天鹅本就存在。


对于现在性之恶的激烈批判与反思，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处在激烈交锋中，对于现代性的拒斥和批判，在东方国家的思想家笔下频频闪现。印度的泰戈尔、甘地，中国的梁启超、梁漱溟，日本的新渡户稻造、冈仓天心，他们处在各自的千年变局中，迎接现代性又反思现代性，甚至对支撑起现代性的三大价值观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工具理性，以不同的方式剖析、批判。


同时，他们身逢其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强烈冲击，也使他们认为不能够全面接纳西方人创制的现代化制度与理念，因为这些现代化的制度与理念恰恰被认为是缔造一战的本源。


但是一战过后，现代性的大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将东方思想变成了历史尘埃，将历史道路变成了纸上追忆。黑格尔曾将中国定义为“诗意的帝国”，这绝不是一个褒义词，而是指称中国式的散漫重复和缺乏历史创造性。因而即便这个文明不曾断裂的东方古国，在简短的中西体用之争后，也是全面拥抱了现代性。


二十年现代性的高歌猛进与全球扩展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更加惨烈的旷世灾难，但人们对现代性的全然乐观并未改变。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向纳粹政权投怀送抱，其他知识分子鄙视他，不是深究他思想深处如何接受了纳粹，而是因为他像曾经的柏拉图那样想做叙拉古的帝王师却终不可得，因而一句经典的嘲讽随口而出：“君从叙拉古来？”轻描淡写，落地无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都处在一种高涨的拥抱现代性的热情中。法国的学生运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美国的垮掉一代，苏联的出兵东欧，也正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中，其中夹杂着对理想与现实不符的愤懑，也夹杂着一定程度上对现代性道路的迷茫。


但在冷战的背景中，每个国家心中都有一个敌手，在与敌手竞争的意识下，对现代性之恶或现代性悖论的反思被湮没了。各国虽然体制不同，但在自己认为正确的现代性道路上前进。


美国不仅认为自己的现代性道路没有瑕疵，还认为这是解救第三世界、争取第三世界的良方。美国从肯尼迪·约翰逊开始派出了改变第三世界历史与传统的海外志愿者队伍——和平队。专家学者们也开启了引领第三世界前进的现代化研究浪潮。对现代性本身的悖论问题进行深沉探讨的学者也有，如汉娜·阿伦特写下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丹尼尔·贝尔写下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但这些深沉的著述除了引起学界的惊叹之外，并未激起社会反思的涟漪。


冷战的结束，全球经济总量的激增，更加印证了现代性的胜利，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对世界抱着乐观主义情绪写下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他认为，美欧的模式是最好的模式，世界都将向美欧模式高歌前行，从黑格尔的意义上来看，历史不会再有质变，人类已经找到福祉所在，人类将逐渐趋向为了认可或荣誉而奋斗。但是今天，这位政治学家似乎也不再如此乐观，他研究的重心也变成了思考政治衰败。


政治衰败、局势动荡、保守回退，正成为当下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而这一切，又可以溯源到现代性。现代性缔造了清晰国家的边界，却使各国在边界上争得剑拔弩张，中日有钓鱼岛之争，日俄有北方四岛之争，就连亲如一家的美国和加拿大也有边界之争；现代性强调与民福祉，但一方面欧洲的福利国家相继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另一方面越是现代化进程在前的国家却越发陷入阶层固化；现代性推崇工具理性，商品经济、财富增长正是工具理性的最佳表现，因而现代性要把宗教置于世俗之下，把心灵置于经济之下，但这种做法却引起了大如霍梅尼革命，小如个体心灵彷徨，极端如伊斯兰国崛起这样的反弹；现代性强调分权制衡，但我们却看到一个个强势领导人在世界的各个地区掌控权力，以集权式的高效有力应对紧迫的时局，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仅是其中一例。


现代性之困的浮现期似已来临。一百年前，西方媒体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华帝国等称为“病夫之国”，要用现代化之方进行医治。今天，当作为现代化前沿的欧美国家也呈现病态之时，何药可医？


作者是中国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