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写文章向来理性、平和，但发表在6月3日《联合早报》言论版的《中国民主转型的可能性有多大》却非常偏颇。一个国家民主转型有很多因素，有国际和国内环境，是各种因素合力的后果。邓先生简单地认为由两类精英（“两股政治光谱”）决定。
关于左、右的划分，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给出的标准是民主和自由。我在《简论政治上的左右》中指出了他的错误。无论按照国际标准还是中国标准，左右的划分取决于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态度。邓聿文的标准是平等和自由，把张千帆的标准稍微变异了一点，也是错误的。
邓聿文把“两股政治光谱”分为官方和民间，民间的自由主义又分为三派：中左、中右和极右。他的这两个分类是混乱的。官方和民间的划分标准是什么？现在一般叫体制内和体制外，官办高校等事业单位是体制内。民主派（改革派）分为温和派（改良派）和强硬派（革命派），邓聿文却分成了中左、中右和极右。他在文章中并没有区分中左和中右，而是当成了一个整体；极右这种贬义词用在强硬派身上也不合适。
立场分为实体立场和程序立场。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看法是实体立场；辩论、议事时的标准是程序立场。邓聿文提到了贺卫方。贺先生是中国民主派的标志性人物，被邓聿文列为民间的中左或者中右。奇怪，贺先生是名校的教授，公认的体制内，怎么成了民间人士了？
贺卫方是民主强硬派，而不是温和派。他说没有注册的政党是非法政党，他在“宪政之争”中为泛宪派站台……他强硬的实体立场被温和的程序立场掩盖了。
强硬派和温和派有分歧、争论，甚至批判和攻击。强硬派批评温和派，一个例子是积极参与中国人权活动的作家余杰。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驳余杰丑化公知的谬论》。温和派批评强硬派，也有，例如律师陈有西。他说：“我现在越来越感到，当前中国那些激进推墙派的素质，危害性将远甚于保守势力。一旦这些人上台，罗织造谣专制镇压会更甚，更具掠夺性和疯狂性。守旧势力的维稳违法镇压，不断积累着他们的仇恨，也逐步堵死理性改良的期望，为自己不断制造掘墓人。最后平民都会成为这两股势力绑架的牺牲品。”
这个批评相当地出格，连温和人士也看不下去。斯伟江律师批评他：“神评论：最恨推墙派的，不是墙，而是骑墙派。”维权律师浦志强接着评：“大清亡了皇上废了，最恨孙文袁世凯的，是太监。”（《论陈有西的政治观》）
邓聿文只看到了强硬派对温和派的批判和攻击。他说：“极右跟中左和中右更是看似水火不相容，前者经常将批判的靶子打向后两者，其程度超过他们所厌恶的官府。这常常让后两者觉得无法理解。”并举了于建嵘的例子。对温和派批判和攻击强硬派，他选择性无视。
陈有西曾经是“律师界的盟主”。经过几番争论之后，他依然有大量的粉丝，体制内外都有，他继续挣大钱，做报告，却不再是“盟主”了。巴结体制，享受体制的红利，就不能享受江湖的赞誉。于建嵘同样如此。
于建嵘自己说：“今天在课堂上遇到了平生第一次的奇葩。某省某厅处长们进京培训，请叔讲依法治国。刚讲了二十分钟，领队的女副厅长上台拿过我的话筒，要我不要分析问题，只讲措施。我告诉她及全体学员：尽管你贵为副厅长，今天在这里只是学生；就是再大的官，也没有任何权力要求教授讲什么。她恼羞成怒说：不这样讲，这个课可以不讲了。她没有想到的，她几十位部下，没有任何人响应她。最后，她独自一人离开了教室。课后，学员热烈鼓掌，争着合影留念。此副厅长，也许真的不知道，叔如果没有骨头和水平，十多年来，可以给上百万名各级官员讲课？”
学生和听众当然可以当面对讲课人提意见。讲课人可以不听，但是应当说明理由。那个女厅长无理，于建嵘更无理，毕竟他当时是讲课人身份。于建嵘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反民主、反法治的特征。不要把蛮横当作个性。
邓聿文目的是批判民主强硬派，却拔了两次高，戴了两次高帽。“中国民主转型的可能性有多大”，一个很大的命题，简化成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应当分析三派（实际是两派）各自的优缺点，他却把责任全归到强硬派头上。强硬派有强硬派的毛病，但是他们承担的风险最大，被他们批评几句，在合理的范围内，可以忍受。
社会进步，民主强硬派和温和派都有贡献。可以争论，但不必把对方当成死敌。改良与革命是无法绝对分开的。我愿充当强硬派和温和派对话的桥梁，也愿充当改革派和保守派对话的桥梁。我再次重申我的观点：“我提出‘革命是司法不公的最后救济手段’，但是欢迎社会一点一滴的进步。”
作者是中国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