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勇：从美德领导人互怼看欧美关系现状

特朗普当选后的首次出访，受到国际媒体的普遍关注。

关于他在中东和欧洲的行程，报道事无巨细到甚至连他的手都不放过：两次被第一夫人甩手；在梵蒂冈参拜教宗时，其不安分的手被方济各狠狠打掉；与法国新任总统马克龙首次会晤时，其手被对方握得多处发白，以往有傲人战绩的“手功”全废；在布鲁塞尔北约峰会上，他非常不礼貌地用手拨开站在其前的黑山总理杜什科·马尔科维奇。

但撇开“特朗普之手”这个因素，美国总统此次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和七国集团（G7）两个峰会上的言行，的确令美国盟友们感到失望和不安。

G7是西方主要工业国主宰世界时期的产物。德国已故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回忆自己在1975年与朋友——法国总统基斯卡·德斯坦一起筹建G6时写道：“如果国际会议非要在事先就知道会取得某种成果的情况下才举行，这是不对的。”

他认为，这类会议的特别价值在于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必要时可以面对面地彼此交谈、倾听和解惑。他还说：“与会者可以无拘束地就时下问题交换意见，增进彼此的理解，这对刚就职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了解自己今后的合作者特别有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刚刚结束的两次峰会的确达到了这个目的。欧洲人原先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会自动修正特朗普的言行。但这次大家不得不认识到，个性张扬跋扈的美国新总统难可依托；他对与朋友相处应该注意的外交礼节相当不屑；他的学习能力非常有限；他总爱挂在嘴边的“公平”（fair）一词，无非就是美国独家利益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特朗普既不知道妥协，也不尊重事实。虽然他的这些特点并非什么新发现，但他这次欧洲之行的言行不仅没有弱化，而是强化了人们之前对他得出的这些印象。

北大西洋关系的现状最能从特朗普和默克尔身上体现出来。无论是言行举止还是处事方式，两人应该说几无任何相似之处。给外人的印象是，两人交流时彼此有点鸡同鸭讲的感觉，更不必说相互深入沟通了。

在政治表态方面，特朗普政府的确像条变色龙，立场说变就变。他这次在欧洲逗留期间，最起码有三次言行几近摧毁了盟国对美利坚的传统信任：在G7峰会上，用推文表示美国是否留在《巴黎气候协定》还是个未知数；在北约新址九一一纪念碑前发言时，像训孙子一样数落盟国领导人增加军费不力；拒绝在北约峰会联合声明中认同有关“联保” （ Article V）的段落。

如果说这两次峰会都能被称为朋友聚首的话，那笔者真不知道对手相遇应该是啥样了。在西西里岛的陶尔米娜举行的高峰会议，无疑是在向世界宣告：G7这个设置从本次峰会的结果上看其实已经徒有虚名，甚至不复存在。无论在贸易、气候还是难民问题上，与会者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未达成共识，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也不过是一个妥协性表述的大杂烩。难怪有媒体说，与其说是G7，不如说是1对6（美国一家对抗其他国家）。

欧美关系的倒退，意味着G7这个曾一度被视为“世界政府”的机构正在黯然失色。随着亚洲、拉美和其他地区新兴国家的崛起，二十国集团（G20）更能代表当今国际力量的变化。G7的功能其实只剩下一个：在G20的磋商中协调并统一西方国家的立场。现在的问题是，当西方由于某个国家的特立独行而难以形成统一立场时，G20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

不仅G7面临困境，北约目前也已经站到十字路口：作为冷战的产物，它并未因为冷战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同时又尚未在任务和作用方面完成转型。如果继续针对俄罗斯，则无益于欧洲国家之间缓和关系和建立信任；如果将其改造成国际反恐的力量，欧洲将进一步成为恐怖袭击的第二战场。

因此，一个美国引领下的北约，是欧盟在北大西洋关系中赢得更大独立性的一个重要障碍和软肋：美国若继续维护联盟关系或保持自身实力的强盛，欧盟虽可以高枕无忧，但在防务和安全领域将继续缺乏话语权；美国若对联盟若即若离或自身势力渐弱，欧盟的安全将捉襟见肘，短期内也无法具备自保的能力。

其实，北大西洋主义从来就不是目的本身。各国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入盟的：美国通过北约在欧洲展示实力，以此巩固自己在全球的霸权；欧洲则能以此获得安全保护，同时还能减少军费开支。在这个双边关系里，美国一直就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伙伴，因为华盛顿的政治摇摆时常令欧洲人深感不安。小布什执政时如是，卡特时期亦如是，特朗普就职后的短短四个月内更是如此。

颇受德国人尊敬和欢迎的奥巴马在当政期间，也再三明确告诫欧洲盟友，不要指望美国会永远罩着他们。增加军费开支的约定（国内生产总值的2%）正是他大力推动下产生的结果。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呼吁欧洲在国际政治中必须尽快成熟起来，只不过，他表述的口吻过于友善柔和，以至于欧洲人可以把他的话当耳边风。从这个角度说，欧洲将来回过头来看，说不定还要感谢特朗普，因为是他才让欧洲人真正明白是自己学会照顾自己的时候了。

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是一位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她最近与奥巴马会晤时再次回忆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当她还生活在被柏林墙隔断的东德时，美国就是她向往的国度。从政后，她始终忠实于对美友谊，哪怕这个友谊对欧洲来说并不平等。为了维护这份友谊，她甚至差点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2002年夏，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宣布不参与伊拉克战争。虽然欧洲多数民众拒绝小布什的军事行动，但欧洲各国政府的态度却并不一致：德国、法国、俄罗斯、奥地利、瑞士、比利时等国持反对立场，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英国、捷克、匈牙利、波兰和丹麦却发表八国声明支持美国。

作为当时是反对党领袖，默克尔不仅在战争爆发前不久的2003年2月23日亲赴华盛顿，表明自己支持伊战的立场，行前还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发表题为《施罗德并不代表所有德国人》的文章。她在文中指责施罗德出于大选的原因，破坏了德国不走“特殊道路”这一外交基石。

施罗德所属的社民党对默克尔的行为表示愤怒，认为其言行损害了德国的国际形象，违反了德国所有民主党派“不在国外妄议本国政府”的传统共识。她的做法不仅“抹黑联邦政府，而且也背弃了成千上万和平示威者的意愿，站在了支持施罗德立场的80%德国人的对立面”。社民党要求默克尔对此做出公开道歉。

后来，默克尔自己当了总理，才亲身体会到北大西洋同盟关系中的难言之苦。她开始慢慢学会用巧妙和隐喻的表达方式，对美国的有些做法说“不”。譬如，在干预利比亚的行动中、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上、或在华盛顿坚持向基辅提供武器的问题上。

但是，美国这个伙伴和盟友的不靠谱，并没有导致她轻信俄罗斯这个东部邻国，她对普京的整体看法，并未因自己对美国的失望而有所改变。相反，正是因为她对东边的态度坚定不移，才有底气对西边提出批评。

笔者认为，特朗普和默克尔相处不和谐，虽然给西方联盟带来不小的压力，但北大西洋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继续存在。现在的关键是，欧盟各国今后是否能减少分歧，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进程。若能这样，欧美有朝一日才有可能成为并肩齐眉的伙伴。

欧洲的一体化离不开德法两国的通力合作。萨科奇和奥朗德任职法国总统期间，德法这驾“双套车”实际上变成了德国的“独驾车”。新上任的马克龙是否能为法国找回原来的地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不过，我们可以从他上任后不久便在巴黎会晤普京一事看出，他不会满足于做默克尔的跟班或陪衬人，他正在努力为自己和法国找回主动权。

默克尔要在欧盟内巩固领袖地位，必须得到马克龙的配合，而马克龙若要在国内成功，从某种程度上又取决于默克尔的合作态度。根据笔者的观察，欧盟在历史上还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巴黎和柏林的真诚合作。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眼下欧美关系的“冷却”，或许是双方回归理性恢复平衡的重大机遇，也可能是欧盟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因为它实际上为欧盟对美国的依赖实施了一次强制性的“断奶”行动。欧盟一体化从此面临“背水一战”：向前或许柳暗花明，向后则将前功尽弃。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特朗普既不知道妥协，也不尊重事实。虽然他的这些特点并非什么新发现，但他这次欧洲之行的言行不仅没有弱化，而是强化了人们之前对他得出的这些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