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郭文贵现象”的政治学解读

中国富豪郭文贵的系列爆料在华人世界引发巨大反响。从政治和社会学的角度说，一种现象的出现，总有它的社会意义或价值，虽然郭文贵承诺要持续爆料三年，但并不妨碍现在从中立的第三者立场，去解读郭文贵爆料的社会意义。

简单地说，郭文贵的“爆料”开创了一种新的对抗中共模式，长期而言，有可能打开党国体制的缺口，促使中共内部的分化和变革。

郭文贵出身草根，初中学历。他能够积累数百亿资产，晋升顶级富豪行列，自然与他谙熟中国的政商环境分不开。他的“盘古氏”就是一个政商勾连的场所，只不过同其他富豪和权贵的勾结不同，他的合作伙伴是政法系统和安全部门的官员，行商时也为安全部门做事，这使他的政商环境尤其牢固。

要不是他与北大方正首席执行官李友等人闹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出事，特别是被胡舒立领导的《财新》杂志大揭其丑，他还可以继续在中国纵横捭阖、政商通吃，打造他的盘古帝国。然而，也正因如此，一旦他公开同中共决裂，其爆料就具有爆炸性。

促使郭爆料的直接原因，是马建的悔罪及中国政府4月19日对他发出的红色通缉令。其爆料的初始目的，用他的话说，是“保命、保钱、报仇”，虽然后来他也提出所谓的四反三不反的“郭七条”，即“反对以黑治国，反对以警治国，反对以贪反贪，反对以黑反贪；不反国家，不反民族，不反习主席”，以促进中国的民主转型自居，但总的来看，他更看重的还是“保命、保钱、报仇”。

但对外界尤其是海外的民运圈、中国国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及大众来说，郭的反戈一击、重磅爆料是受到欢迎的。上述几部分人对郭及其爆料怀有不同目的，像民运圈，显然希望郭能够投入反共大业，其爆料对中共能构成重大打击。而其他多数人则认为或希望郭的爆料能够引发中共内斗、分化“习（近平）王（歧山）同盟”、搅局中共十九大。这也是郭本人的意图。

选择在中共十九大前的几个月爆料，虽然有被红色通缉令激怒的因素，但郭未必不想用爆料来影响中共的人事布局，给十九大增加变数，制造麻烦。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郭文贵的爆料，从最初只针对政法系统官员，转变成现在的矛头直指习近平的盟友、中共反腐的主导者王岐山。

不过，大众的这一目标很可能会落空。这不是说郭的爆料不会对中共的反腐和政局产生微妙变化，鉴于离十九大还有三四个月，如果郭宣称的“核弹级”爆料能够抛出，出现什么意外都是有可能的。然而，要起到让中共内斗，特别是打击王岐山的目的，基本上不大可能。

姑且不说郭的爆料虚虚实实，真假难辨，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首先习王是一个连体，习通过王的反腐赢得了巨大权威，如果王本身腐败，反腐的正当性就会大大削弱，而王一旦倒下，中国的腐败极可能会以更大规模卷土重来，反腐就前功尽弃，习的权威和中共的合法性都会大成问题；其次，在一个人人都有腐败嫌疑的体制里，如果因为郭的爆料而将某位高官以腐败名义打倒，引起其他官员惊恐，势必激起一些官员的铤而走险，高层就真落入郭所设下的内斗陷阱里，相信习不会看不到这点。对于习来说，重要的是高级官员对他表现出的忠诚。而在这个时刻，也没有官员敢对习不忠。

可以预料的是，郭的爆料对涉及的官员、富豪的个人形象会有损害，但不会引发中共的内斗和习王反目，十九大也不会受郭爆料的很大影响。相反，在这个时候，郭的爆料有可能使中共高层更团结，因为他们明白，郭是党国的敌人，对付敌人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团结，否则内部分裂就恰好中了敌人的圈套。

郭的爆料对中共和十九大不会产生太大影响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社会并不能借这些爆料对中共形成有效压力。虽然有自媒体，但由于中共对媒体的高度管制，这些爆料扩散的范围有限。而大众亦是以看客的心态来看待郭的爆料，无人以此进行抗议，最多只是对中共的腐败多了一种心理上的厌恶，没有郭的爆料，中共的形象在大众之中也近乎崩塌。此外，郭爆料的真实性也多少削弱了其效果。

这不是说郭的爆料没有意义或价值。其意义或价值不在于爆料的内容，也不在于对十九大不会产生大的影响，或让习王反目，而在于爆料行为本身。

坦率地说，面对中共这个超级利维坦，中国国内有效的反抗基本都会被打压下去。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也出现过规模大小不一的群体事件，冤民和访民的抗争，维权律师有组织的抗议，但基本形成不了对中共持续的压力。在体制的高压下，无论是出于利己还是其他考虑，社会的主流是选择不参与。在这种情况下，要撕开体制铁幕，促使中共内部裂变，从其他国家的转型经验看，统治集团内部必须有人反水。

郭文贵是从体制反叛出来的第一人。如果我们不机械地理解体制，而是把体制中人看作能够从体制获得好处的人，郭无疑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和一般的体制中人不同的是，郭还和权贵有深厚的交结，深谙权贵阶层的内部运作，掌握了大众所不知道的大量权贵内幕。

这样一个人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从体制反水，它带来了一个示范效应，今后那些政治竞争的失败者、失意者，为保自身安全或其他目的，就有可能仿效郭文贵，潜逃国外，通过爆料方式，向社会公布权贵的“盗国”、贪腐行径。如果这样的事情多了，就有可能触发连锁反应和政治后果。

在郭之前，我们没有看到中共体制中有高官和商人反叛。虽然有一些人逃亡国外，但往往选择沉默，或私下动用各种关系和人脉，与中共沟通谈判。郭文贵在红色通缉令之前，也是这么做的，至今也在这么做。但红色通缉令打掉了他的幻想，决意利用在国外的安全环境，用爆料方式同中共博弈。从目前来看，郭的部分目的已经达到。

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在于极权体制可以不顾国内民众的反应，但非常重视外部世界的评价，即所谓的好面子。持久爆料将让这个体制的龌龊一面暴露于世，这是统治集团难以容忍的，故会选择有条件的退让，不让爆料。另外，爆料也会使政权内部产生猜忌，不信任扩散，刺激那些屁股不干净的官员或潜在野心家，一旦认为机会来临，就会变成真正的野心家，从而导致内部的分化和裂变。

故可说，假如郭文贵之后有更多的失败官员或商人选择爆料，无疑将对中共形成巨大压力。尤其是可能有人不满足于爆料，还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将爆料变成政治行动，这对中共就是更大麻烦。

从这个角度来说，郭文贵现象的意义就在于郭开创的这种爆料模式能够有接力者。但从当下看，有两个因素会影响到它，一是中共会加强内部管制，肃清内部异己力量，将可能的官员和商人外逃苗头掐灭；二是官员和商人自己出于各种考量，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这条路，因为这意味着过去从体制所得到的一切都要吐出来。

因此，出现更多郭文贵的可能性并不乐观。

作者是中国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