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主权和“一国两制”实行20周年。从历史高度回望这20年，不难发现香港的演变大概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从1997年到2008年为第一阶段，或称1.0版。在这期间，大陆和香港双方都比较谨慎，许多事情在磨合探索状态，对“一国两制”的践行比较到位，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行和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提升，“一国两制”1.0版也达到自身的一个小高潮，空前凝聚提升了香港的民心和国家认同感。
从2009年到2014年为“一国两制”2.0版。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与扩张成“井喷式”爆发，在大力推动“全球化”之余，也几乎刷新重塑香港的经济版图。但在政治体制运行价值和原则方面，大陆和香港的深层差异也开始显现，其中一大课题就是香港特首是否可以通过自由选举产生。在这个问题上的陆港矛盾冲突，通过2014年10月至12月的所谓香港民众“占中运动”，而变得公开化。
从2015年至今，香港的情况正进入所谓的“后占中”时期，或“一国两制”3.0版。北京中央政府与香港民意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感加深。中央方面认为“占中运动”有摆脱香港基本法管控，甚至煽动“港独”的嫌疑；而香港民意则对“一国两制”的货真价实出现信心动摇，2015年底发生的“铜锣湾书店事件”，更加深了对香港法治和自由的忧虑。同时，大陆和香港的经济发展都进入调整期，青年就业率、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等都面临不小的压力和考验。
当年邓小平力主在香港施行“一国两制”，主要战略目的有三个：首先是确保香港社会回归后的顺利过渡和稳定，维护香港的“自由港”形象和地位。回首过去20年，这一战略目的应该是基本达成了。
第二就是大陆与香港在人文价值和政治观念上有差别不要紧，可以在“一国两制”的宏观框架内不断相互了解磨合，最终希望达成双赢的共识和解决。现在看来，这一目标的实现虽有部分进展，但在核心层次遭遇障碍和挫折。
第三就是通过“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也为下一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供有效范例和路径。目前看来，这一目标完全没有达到。香港“占中事件”等反面案例，加上台湾迥然不同于香港的历史和体制沿革，令“一国两制”模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相当暗淡。
从“一国两制”的概念来看，“一国”的根基是可靠牢固的，特区政府隶属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担负香港主权事务。但“两制”的划分界线到底为何，是清晰化还是模糊化，正是目前陆港矛盾争执的关键所在。“两制”如何确保香港独特的政府产生和管制方式，以及社会运作的基本价值和原则，尽管其不同于大陆现行体制的特色与实践。
香港方面目前致使“一国两制”局面复杂化的政治因素有两个：首先是有些人对前途悲观失望，铤而走险鼓吹“港独”等极端理念；其次是香港的局面经常引发外国政府的关注介入，也会触发历史和文化的某些敏感点。
而大陆方面干扰破坏“一国两制”正确实践的势力也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革式”极左残余势力，但这些人在理念和时间上都成不可挽回的颓势，终将会被历史大潮淘汰出局；另一种则值得警惕，即新一代肤浅的民粹主义思潮，动辄把香港问题与中国近代屈辱受欺的历史挂钩，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实力提升了，可以搞一国一制了。这样的民粹主义往往打出新潮的旗号，其实价值和思维还被封闭在过去。
由此推断，“一国两制”3.0版堪称前路崎岖，但也不乏柳暗花明的潜力，关键在于中华民族是否有智慧和勇气，把握住历史的潮流和时代的召唤，促成自己文明档次的全方位提升和跨越。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