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勇：德国“六八”运动的启示和遗产

半个世纪前的1967年6月2日，一个德国青年倒下了，成千上万的德国人站了起来，一系列荡涤德国社会“千年腐朽之气”（Muff von 1000 Jahren）的抗议活动，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六八”运动。

回望这段历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阶层都会提出相同的问题：50年前，德国和国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六八”青年抗争运动又给社会和后人带来了什么？答案却往往大相径庭，依然分裂着德国社会。

这场介于1967年至1970年的抗议运动，其实是“青年文化”中特有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与年轻人感性及逆反特征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关，也与阿登纳时代的精神和文化气氛有关：德国老一代对纳粹历史“集体沉默”，许多当年的纳粹分子，还明目张胆地重新进入公共生活中。

根据1967年的民意调查，仍有一半德国人认为，纳粹主义原则上是不错的理念。此外，新生代对父辈那种满足于“小康乐趣”的生活方式相当看不惯，嗤之为“精神狭隘和空虚”。

客观地说，德国战后新生代的民主意识在融入西方体制20年后，已远远超过自己的父辈，可他们所处的家庭环境依然充满纳粹时期和之前的传统，普遍比较专制。加上新的青年文化（如“黑人音乐”等）与德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并遭到老一代人的强烈抵制，这种“代沟之争”在普通家庭和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明显。

对传统规范和约定俗成的逆反，对新潮音乐的热衷，性道德、时装和发型等领域的开放……在所有这些重大变化中，来自英国利物浦的披头士乐队起了关键作用。一批“亚文化”随之出现，直接影响了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和言行举止。后来的“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以其非常直接的情感和欲望表达方式，被老一代人嗤之为“肮脏”，却成为年轻人的崇拜偶像。

这些无拘无束的音乐形式，为年轻人带来了一种自由和坦诚的气氛，传统禁忌被突破，歌手在舞台上的真情流露和夸张动作，被年轻人视为对虚伪的小市民社会的勇敢挑战。

1967年5月底，领导学运的“社会主义德国大学生联盟”（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策划组织游行示威活动，抗议独裁的伊朗巴列维国王访问西德。6月2日晚，巴列维一行前往柏林德意志大歌剧院观看莫扎特《魔笛》首演式。

柏林自由大学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本诺·欧内索格（Benno Ohnesorg），在他短暂的26年人生中首次参加这类示威活动，却不幸成为警察暴力的牺牲品。当时，他妻子正怀着他们的头胎孩子。凶手卡尔—海因兹·库拉斯（Karl-Heinz Kurras）是警察内所谓“猎狐”行动队的成员，在庭审时，其正当防卫的理由虽然证据不足，但最后还是被无罪释放。

Ohnesorg这个德文名字从字面上解释，意谓“无忧”，但这位无忧青年的突然死亡，以及法庭对凶手的宣判结果，成为西德学生运动的的一个重要发展节点。从这天起，原本嬉笑怒骂的抗议活动迅速极端化，恐怖组织“六二运动”（Bewegung 2.Juni）和“红军派”（RAF）的成立均与此事件有关。

如果说，欧内索格死后才成为运动的标志性人物，那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1968年4月11日遭枪击之前，就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六八”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不赞同学运中出现的极端化倾向和激进行为，他在复活节来临之际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耶稣复活了……如果人们能了解到爱的存在，那疯狂的逻辑就会消匿不见……”他遇刺后虽然被抢救过来，但局势却再次恶化，运动几近失控。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196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国际事件，特别是打得正酣的越南战争，也对“六八”运动的爆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西方年轻人原先把美国视为民主进步象征，现在突然发现华盛顿正在越南不惜一切战争手段，捍卫一个军事独裁政权。这让他们开始质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其他地区以自由民主名义捍卫的东西是否也是谎言。

德国的“六八”运动深受中国文革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当时运动的参与者中，许多人手中都有一本“红宝书”（Mao-Bibel），不少人甚至能大段背诵《毛主席语录》。应该说，在中国当代政治家中，对西方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他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三个世界”和“继续革命”理论，曾被西方激进青年尊为指路明灯。毛泽东、胡志明和格瓦拉是三位被世界新生代追捧的“神人”。

那么，德国的“六八”运动与中国文革究竟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呢？其不同点主要表现在：

一、学生参与运动的方式不一样。“六八”是一次自发的学生运动，并由学生运动演变为一场社会运动；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党内斗争扩大化的结果，是一场人为发动的、有组织的运动，学生是在党的引导下投入其中的。

二、学生参与运动的手段不一样。“六八”运动虽然最后也出现了极端倾向和暴力行为，但非暴力是主调；除欧内索格和杜契克等少数的不幸遭遇外，这场运动基本上不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事件。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却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很多实质性的破坏，给许多家庭和个人带来了无法挽回的不幸。人身攻击和武装械斗遍布全国，且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恶性事件，以至最后在一些地方不得不动用武装部队进行干预。

三、运动的性质不一样。“六八”运动反对的是社会发展中的异化现象和旧的传统以及价值观。而中国的文革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发动的一场铲除政治对手，维护个人地位的政治运动。

四、思想解放带来的不同结果。“六八”让新生代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个性得以充分释放，性解放成为现实。中国文革中年轻人虽然也高喊“破四旧立四新”等口号，但性依然是一块不敢触动的“圣地”，倒是后来的改革开放为此打开了一扇门。

两者的相同点在于：

一、青年人的历史作用相同。无论是德国的“六八”运动，还是中国的“文革”，青年人都是运动的最早参加者和主力军。尽管这两次运动中，社会其他阶层也参与其中，但总的来说，青年人的作用更大。

二、运动中都发生了未曾预见到的结果。“六八”催生了极左恐怖主义组织“红军派”和“六二运动”，而中国“文革”中发生的林彪事件让年轻人一夜之间成熟起来。

三、社会生活全面政治化和语言彻底革命化。“六八”倡导的“政治无处不在”甚至包括个人隐私（das Private ist politisch），中国“文革”斗争哲学泛滥，连大脑中的“私字一闪念”都不放过。

四、运动在相当程度上瘫痪了社会的正常运转。“六八”干扰了学校教学和社会秩序，而中国“文革”的大串联、武斗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等行动导致国民经济基本处于崩溃的边缘。

“六八”开始时以一种崭新的青年文化悄然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演变成大张旗鼓地提出政治诉求的群众运动。它对德国社会的冲击可谓摧枯拉朽，但年轻人的特点容易导致让理想主义和革命热情蒙住双眼，相当缺乏自我审视精神和能力，现实与虚构之间出现严重错位。

回顾过去，再看今朝。当年“六八”反体制反权威反战争的动力已所剩无几；“市民倡议”组织这颗全民参政的果实，现在也只是现行体制的一种微弱补充；这场运动的政治继承者——绿党，也已失去了当年的勇锐和进取精神，其参政目的与当年的运动宗旨渐行渐远；当年新生代那份单凭革命热情，就能将世界“轻轻地一抓就起来”（文革样板戏《海港》戏词）的坚定信念，如今似乎已荡然无存。

“六八”运动给后人还留下些什么呢？简单地说，它有两大政治文化遗产：一个是彻底自由化了的日常生活，一个是潜移默化了的对历史和社会的认知模式。前者鼓励个性的自由发展和个人主义的膨胀，后者为德国人看待自己的历史和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提供了不同的审视角度。

当年的“六八”人现大多已步入人生晚年，今日的德国社会，恐怕再难如当年般给年轻人如此大的挑战社会和传统的空间，因为它已经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这也可以说是这场运动的一个成果。

这是一场本身就充满矛盾的运动：当年的新生代毫不留情地向一切专制形式和传统开火，而他们的这种“毫不留情”本身，其实就是缺乏宽容的表现；他们实际上打通了樊篱，启开了门窗，推动了社会，但许多结果并非他们的初衷。

我们可以说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行”，可在“破”和“立”之间，他们“破”心有余，“立”志不足。如果他们当年的抗议不是自发即兴的，而是有备而来的；如果他们当年真的推出自己的“六八”纲领，估计他们走不了多远就会止步不前，因为他们的许多理想都带着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色彩。

“六八”既然是一场以青年人为主的社会运动，自然也就无法避免年轻人特有的偏激。回头反思，这场运动对政治和社会的错误判断在哪里呢？笔者认为，最大的误判在于高估了个人激情的功效和低估了传统传承的价值。当时的一句名言是“一切都是政治的”，可人实际上并不想成为一个百分之百的政治动物。将此作为改造社会的前提，这与格瓦拉当年在古巴塑造愿为社会做无偿贡献的“新人”的失败尝试如出一辙。

尽管如此，“六八”运动毕竟给当事人提供了亲身体验挣脱传统束缚、冲破思想牢笼和释放青春激情的机会，给整个德国社会带来了二战后最深刻的文化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容抹煞，其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当年的“六八”人现大多已步入人生晚年，今日的德国社会，恐怕再难如当年般给年轻人如此大的挑战社会和传统的空间，因为它已经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这也可以说是这场运动的一个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