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所谓“后全球化”时代，世界主要国家似乎都陷入了深重的话语对立。
在美国这里，政府与传媒观点激烈对峙，新上任的总统特朗普整日与自由风格的媒体争斗得不可开交。欧盟内部也因为英国脱欧、开放的移民政策尺度等而争执不断。俄罗斯总统普京似乎对2018年争取连任总统志在必得，对在野党的指责和示威重手打压，并打算干脆排除反对派领导人参加大选。
最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家庭，就一些遗产和政治理念问题，也发生了公开的话语对立。而中国方面刚刚庆祝了香港回归20周年庆典，但官方宣传与民间话语似乎有不少严重错位。官方这边主要强调“一国两制”的“一国”底线、香港与大湾区建设、香港参与“一带一路”的角色等；民间则更关注“一国两制”中“两制”的货真价实、自由、民主和法治保障，并呼吁允许大陆异议人士刘晓波出国就医等。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尽管有时各派别对峙激烈，但尚有譬如议会或国会等官方，以及自由媒体、社交网站等非官方的问题探讨、调查平台和宣泄渠道。而传统社会形态仍缺乏政治问题平等互动的对话平台和有效渠道，基本上是官方与民间各说各话。一旦有些问题的争论趋于激烈或敏感，官方就习惯进行话语管制，这刺激了民间态度趋向激进反弹。
官方也开始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遇到社会关心的话题，尽管比较敏感难缠，但一味回避敷衍恐怕不是聪明的选择，不仅等于失去重大舆论导向权，还造成负能量日积月累，以至后患无穷。譬如俄罗斯的舒缓办法，是每年一度由普京个人出面召开全球记者会，对媒体提问的话题和交谈时间都不设限制，尽管他对某些问题的回答仍采取避重就轻的方式。
近年来，中国官方舆论也推出某些务实风格的报纸和网上信息发布，试图及时回应一些重大敏感话题。这样的举措虽有帮助，但效果依然有限，因为其所传达的毕竟还是官方的观点和立场，且没有提供平等讨论对话问题的平台。
中国舆论界目前所面对的挑战，仍是如何平衡优化官方与民间、国内与国外的不同意见和声音。一方面要避免舆论过度整齐划一，失去自由言论和观点的率真、创造和魅力；另一方面要提防现代科技支撑下的新媒体的强大社会动员力量，可能造成某种政治与社会不安定，甚至颠覆性的后果。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官民话语取向比较一致，社会共同关心的重大及敏感问题可以公开讨论对话的时候，也往往是中国发展进步最大最快的时候。譬如改革开放初期，“十年文革浩劫”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国家提倡解放思想，冲破极左藩篱，平反冤假错案，饱经风霜的中国，忽然又焕发出阔步前进的青春力量。
不难发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就是一个不断破除禁区，设立特区，开发新区的改革过程。增加禁区只能将涓涓细流转化成洪水猛兽。而特区新区则可以汇集不同体制和文化间的张力和互补，为自身发展不断注入崭新的活力。
就目前中国的政经发展状态和条件，不妨考虑借鉴普京全球年度记者会的模式，来加强官与民、中国与世界的意见沟通。有人会说，中国已经有了年度的人大政府总理记者会，但因为政府总理并非中国体制的最高领导人，所以有必要对官方记者会进行升级。
在记者会的基础之上，如果能有全国人大或政协出面，开辟设立一个网上“国是论坛特区”，在此网上特区的管理范围内，对社会关心的重大敏感问题或开放讨论，或民意测验，高扬文明理性，抵制低级鄙俗，那就能够更多地释放戾气，弘扬正气，在国家民族软实力上开始甩脱落伍的帽子。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