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漫游
爷爷出生于中国辛亥革命那一年，可惜这场历史进程对他故乡的改变，要到将近100年以后才出现，以至他在1920年代十多岁时，只身从广东省惠州市穷乡僻壤的姚婆田村来到马来半岛，一住就是一辈子。
我一直很好奇爷爷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家乡下南洋。听父亲转述，曾祖父是个抽鸦片的大烟枪，对鸦片的瘾，已到了卖女儿的地步，所以爷爷痛恨他爹，毅然离开家乡，而且据说此后再也没跟他爹说上一句话。他后来把老母亲接到吉隆坡，把他爹一个人留在乡下终老。
我很想知道爷爷出生长大的故乡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2013年外派重庆，曾在广东省工作的重庆朋友说，广东省地方政府的外事办公室有协助海外华人寻根的服务。很幸运地，通过惠州市惠阳区外事局和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我找到了爷爷的故乡——姚婆田村。
姚婆田村在1990年代改组为姚田村，村子分成两个组，二组村民主要姓吴，组长志明正好就是我们家同个老祖宗的远亲，年纪虽然比我大，但辈分比我低。
据志明介绍，姚婆田村在改组时拆迁，祠堂、族谱、老家早已湮没，村子所在地现在成了住宅区待开发地，但还能看见村子的一些遗迹。志明还记得曾祖父老家的位置，老家前的池塘还剩一半，另一半填平铺了公路。池塘边上一根根像竹笋般突出地面的木桩，就是老家的地基。
望着那地基，心里的感受是很复杂和奇妙的。海外华人是先辈们漂洋过海的后代，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很难想象某个地方有着一块地，不知何年何月起就是先人的家，自己祖上很多代人都在那里生活过，但到了爷爷这一辈，突然像断了线的风筝，飘落到海外，跟这老家断了联系。
我在重庆的朋友常问我，对中国有着什么样的感情。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爷爷来自中国大陆，但我不是中国人，我对中国有感情。我想，这是一种源于同一个历史根源的“想象的认同”。中学时念过一年的中国历史，知道2000多年前的诸子百家及各个朝代的历史变化，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秉承的许多价值观。不过，这种“想象的认同”会因各地华人所接受的不同教育而有所不同，所以绝对不能以偏概全；每一个海外华人可能都对中国有不同的情感。要说文化上的认同，似乎也不尽然，因为中国东西南北是一个文化差异很大的地方。记得多年前第一次到西安时，我反而有文化冲击之感。即便是爷爷的故乡，虽然还可以找到传统客家菜，但客话乡音早已不同。
2014年我带父亲姑妈们去寻根，与志明一席话下来，赫然发现我们保留了客家话乡音，特别是一些用词遣字还使用古汉语，志明的客家话反倒更像是以客家口音讲普通话。看来，唐代诗人贺知章千古传诵的《回乡偶书》那一句“乡音无改鬓毛衰”是需要改写了——我们的乡音没改，同乡的乡音却变了。
志明说，姚田村土地贫瘠，种什么都长不出来，所以一直是穷乡僻壤。早期很多村民能走的都走了，近的去了深圳、广州、香港，远的到了南洋欧美，留下来的很多是因为必须照顾家中老人而走不了。直到近年因为深圳越发蓬勃，姚田村才越来越有生气。
老家西南面两三百米处有一座小山丘，是姚田村的祖坟，我上去看了，有数以百计的骨灰瓮，是更早期祖坟重新发展时，村民把先人遗骨捡起来装进骨灰瓮放到小山丘上的。如今，小山丘也赶上发展浪潮，要开发成住宅区，所以志明等人忙着张罗重新安置骨灰瓮的事。
姚田村所属的大亚湾区就在深圳东边。1990年代，广东省政府在惠州划设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希望能带动惠州的工业化。随着深圳不断发展壮大，东进的势头越来越强烈，而大亚湾区因为临近深圳，所以最先承接了从深圳外溢的人口和产业。几十年来，大亚湾区建设了化工厂、核电站、创新产业等，从深圳龙岗区开车到姚田村，沿路尽是工业厂房。
今年3月，中国政府给那一带设定了更重大的发展目标——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宣布成立粤港澳大湾区，由惠州、深圳等11个城市组成一个庞大的城市群，带动中国南方的整体发展。据知，大亚湾区宛如注入了强心针，当地的发展势头正猛，尤其是房地产。今年初，中国首富王健林在那里进行了大手笔的文化旅游投资。
吊诡的是，爷爷的故乡现在成了我中学同学的第二个家乡。同学从马来西亚到台湾念大学，毕业后到深圳工作，在那里娶妻生子，把父母从吉隆坡接到深圳，落地生根。2013年，他在大亚湾区买了自己的房子，与姚田村近在咫尺。遥想近百年前，爷爷因为在故乡生活不下去而下南洋；百年后的今天，我的同学却因为中国遍地机会而定居爷爷的故乡。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
（作者是本报评论员 nghk@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