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报章评论
印度和中国的部队在洞朗高原的对峙进入第四周。两国都误判了形势，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中国显然没有顾及印度对于中国在高原以南的姐普山脊（Jampheri Ridge）的任何军事存在的敏感性，以及其对西里古里走廊（Siliguri Corridor）安全的影响。西里古里走廊将印度东部地区和次大陆其他地区衔接起来。10年前，在不丹境内训练不丹皇家军队的印度士兵，就与在姐普山脊发现的一支中国步兵巡逻队发生了对峙。
印度也显然没有意识到中国在洞朗高原建立军事存在的决心。洞朗高原是中国与不丹有争议领土的一部分。在1980年代或2000年代初，中国建造了一条从西藏春丕河谷（Chumbi Valley）到沈久拉（Shenche La）的砂土路，并延伸到洞朗高原。不丹视沈久拉为其与中国的边界。事实上，这条砂土路的终点距离印度在多卡拉（Doka La）的哨所只有约100米远。目前两国部队对峙的地方就靠近多卡拉。大概在2000年代末，中国为该砂土路进行了升级改造，增加了“回转点”，让中国车队可以掉头返回春丕河谷。这条道路可能只是在夏季的几个月供在该地区巡逻（也包括监视印度在多卡拉的军事存在）的部队使用。
对印度来说，中国在洞朗高原的任何军事存在都足以引起忧虑。该道路朝姐普山脊的任何延伸，都会对现状产生实际变化。对中国来说，印度的行动也是前所未有的。正如印度前外交部长希亚姆·萨兰（Shyam Saran）几个星期前撰文所说：“这是印度部队首次在第三国领土同中国对峙”。具体来说，印度陆军的部队越过国际边界，预防中国开始朝姐普山脊延伸该道路。
不幸的是，划定西藏与锡金边界的1890年条约可能导致局势恶化。该条约有一矛盾之处，让双方都可以援引条约支持其立场。条约第一款阐明：“藏、哲之界，以自布坦交界之支莫挚山起”。支莫挚山（Mount Gimpochi，现译吉姆马珍雪山）位于该中国道路以南约3公里处、姐普山脊的西边。第一款还阐明：“分水流之一带山顶为界”。然而，支莫挚山不是分水流的起点，条约没有解释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在1907年和1913年间的某个时间点，英国出版了一张地图，显示边界线从支莫挚山以北6公里的巴塘拉（Batang La）开始，这实际上改变了条约的内容。
不出所料，印度和中国各自选择了不同的边界线起点，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然而，这也在中英签订的1890年条约和主要的划界原则之间制造了冲突。此外，对条约的解读分歧，也造成两国对东段边界的塔格拉山脊（Thag La ridge）和多拉（Dhola）哨所出现争端，这是两国1962年爆发武装冲突的导因之一。
在东段边界，印度主张印中边界由1914年西姆拉条约（Simla Convention）的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划定。麦克马洪线大体上沿着现代印中之间的分水岭划定，但最后的25公里左右却没有沿着分水岭划定，而是划到了塔格拉山脊以南。印度陆军于1962年6月在多拉设立的哨所，位于北边分水岭和南边麦克马洪线之间的地区。中国认定这个哨所位于无争议的中国领土内。两国对多拉哨所的争端逐步升高紧张局势，是毛泽东最终决定在1962年10月22日对印度发动战争的关键原因之一。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今时昔日的对比并不全面。总体而言，印中关系是稳定的，包括边界管控。两国都没有在洞朗高原附近部署大规模军力。与中国占据高地的多拉不同的是，洞朗高原的地形对印度有利，印度可以轻易将部署在锡金的部队调到那里。中国只能依赖该地区唯一一条衔接春丕河谷和洞朗高原的道路，且道路海拔高度相差超过1400米。
尽管今昔对比有不足之处，但它突出了当前情况的危险性。中国认为，1890年条约的白纸黑字，不仅支持其在洞朗高原的军事存在，也给予它将道路延伸到南边支莫挚山的权利。印度则认为，边界线在北边的巴塘拉，所以其部队跨过边界在洞朗高原与中国对峙是合法的，但此主张的基础是1890年条约的原则和后来英国出版的地图。
两国对峙持续得越久，双方的立场就越僵化。比方说，鉴于印度史无前例地进入中国和不丹的争议地区，中国可能会认为有必要加强其对洞朗高原的实际控制。北京可能在该地区唯一道路的“回转点”一两公里外，建造更多永久性设施。换句话说，中国可能利用其与印度的对峙，来合理化它对洞朗高原的加强控制。印度将面临两种选择：中国在洞朗高原更大更持久的军事存在，或将事态升级以制止中国的行为。最现实的结果是回到6月以前的局面，这意味着印度部队撤回印度境内，中国筑路人员撤离该地区。印度可能要求或希望中国撤出洞朗高原，但中国不太可能离开一个它自认为已控制了数十年的地区。两国当前对峙的局面危险，需要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
作者M.Taylor Fravel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副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本文刊登于7月18日的印度快报网。吴汉钧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