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璐
英文写作人刘敬贤的图像小说《陈福财的艺术》（The Art of Charlie Chan Hock Chye）获得美国漫画界三项大奖，成为本地文坛一大盛事。让这则新闻更受关注的是，这本书在出版前，曾遭国家艺术理事会取消出版补助，原因是艺理会认为此书内容抵触出版补助条款，述史方式不符合官方立场。
类似被中断取消写作津贴、出版补助的案例，刘敬贤不是个案。读《联合早报》刊登陈宇昕文章《陈福财的启示》（7月30日），也带给我一些想法和启示。
陈宇昕的文章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写作人与艺理会（官方）的关系；艺理会艺术补助制度、评审标准的适当性；以及在新加坡文化艺术生态中官方的重要作用等。这些问题都至关重要，只有通过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交流，增进了解和理解，才会有更好的互动关系，发挥最大的作用。本文尝试仅从写作人角度谈一点想法。
熟悉新加坡文化生态的人都知道，在本地进行文学创作、写文章、出书的人，会面对一连串的问题。首先是文章完成后的发表问题，其次是如何不断有效地提升写作能力，再有就是出版问题。
延续了纸媒时代的旧有观念，写作人都希望自己的文章可以在报章杂志上发表，积累得多了，文章有了一定的品质和数量，更希望结集出版。
如果说早年一篇文章能够获得编辑的肯定，在报章上发表，还能获得一点稿费，就是对写作人最大的犒赏和鼓励；现在的情形是发表空间有限，写的人多，发表的机会不多，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写作热情消减。
从前，我们看待编辑的工作是一种职业高度，他们“为人作嫁衣裳”，但也因为他们的专业水准、文学品味，引领读者及作者进一步提升文学欣赏能力和文学创作能力。当作者与编辑这种相互依存、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相互关系减弱淡化后，加上互联网科技的发展，新的文化生态就是未经专业编辑的自媒体时代的来临。每个人都在写，每个人都能够发表，没有标准，以自我为标准，各自为政。
同时，在互联网中，文章的好坏不是按照固有标准来衡量，也不是原有的经验可以预测的。互联网的强势不断创造出越来越多不规范，但很流行的网络语、网络体。
当然，从另一方面，网络时代带给我们的最大好处，是大大激发了人们的创作潜能和写作欲望。同时，一些更为专注自律的写作人，就希望能够获得专业的指导，包括参加进修提升课程。本地的文学讲座、文学交流活动相当频密，让写作人和文学爱好者从中受益，但讲座和课程的最大差别在于其系统性、专门性及循序渐进的深入程度。开办进修提升课程，因为涉及办学成本及招生问题，则几乎无人问津。
事实上，中国有一大批今天活跃于文坛的实力派作家如莫言、余华、王安忆、迟子建等，包括海外作家严歌苓、虹影等，都曾进入鲁迅文学院这样的创作高研班进行强化学习和深造。马来西亚获奖作家欧大旭原本在英国留学修读法律，他也不是摇身一变就成为作家的，而是因为进入被称作是“作家的摇篮”的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创作课程。
在台湾，一些作家如张曼娟、朱天衣等更是发挥个人影响力，以私塾方式开办写作课程，以提升写作人的写作技巧和能力。毕竟写作不仅需要天赋，也需要专业指导。
这类课程不是意识形态灌输，而是系统化的专业提升。同时，这样的课程可以更加深入蕴化、带动当地的文学氛围。问题的关键又回到经济考量方面。鉴于本地文化生态的现实，这类课程没人主办，无人推广，文学爱好者及写作人当然只能寄希望由政府赞助给予经济支持。事实上，除了希望得到政府赞助，似乎也无法想象会有什么社会资源能够提出资助。
我并不认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独立写作人就一定会成为官方立场的对立面，也不会因为得到政府津贴，就一定要投其所好，拿不到津贴就胆敢写反政府的内容。写作人心里有一把尺，写作的初衷肯定不是为了反政府。相反，为反而反，首先违背了写作的原则，就是“真诚”，以虚构、文学创作为名编造历史，以讹传讹，更是不可取。
在新加坡主办文化艺术活动都有甘苦自知的艰难。出版一本书，通过市场销售抵消出版经费是非常困难的；举办一场音乐会、戏剧表演，通过售票收入抵消演出成本也是不可能的。
好在近年来政府在文化艺术方面给予政策鼓励、资金支持，给很多文化艺术工作者带来信心和希望，有必要探讨的是如何建立更有效的资助机制，推动本地的文化艺术发展。文化艺术工作者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让自己的才华和对文化艺术的热忱真正对这个社会有所帮助，才是存在的意义。
作者是自由写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