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香港法治终于也成为香港异议者批评的对象。最近，香港法庭先后将多名涉及占中运动、旺角骚乱以及反新界东北发展的社运人士重判入狱，引起社会关注。再加上之前立法会议员DQ（褫夺议员资格）案，香港司法制度、法庭以及法官，成为香港政治风暴的中心。异议者指责香港司法界正在政治化，香港的法治正在转变成威权法治。
在香港异议者眼中，这种指责并非毫无根据。比如立法会议员DQ案中，正是因为时任特首梁振英、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介入后，香港法庭裁定梁颂恒、游蕙祯等人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涉及占中运动的黄之锋、周永康及罗冠聪，以及反对新界东北发展案的13名社运人士，也皆在律政司介入，要求覆核刑期之后，被改判入狱。倘若不是香港律政司强势介入，法庭的判决绝非是现在这种结果。
律政司自然有权根据事件、违法人的身份和社会影响力来决定是否介入，以及介入的方式、程度。至于法官，究竟是因为认可其理由，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其在量刑上加重，我们不得而知。但对香港法治的这种指责，香港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并不认可。林郑月娥表示，香港有非常坚固的法治制度，“法治精神和司法独立都是我们的根基”，香港政府不会利用法律制度打压或分化社会，这种做法不是她施政的取向。
法治，对于香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只有法治，才是香港人最具有清晰理念的价值。过去，大概不会有人想到要去质疑香港的法治，因为香港的司法制度、法庭和法官，是香港人最依赖的机构和人物，在香港人心目中地位崇高，被公众视为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组织，是最后可依赖的裁决者。
但现在，却连香港的司法制度、法庭和法官都受到了质疑，未来香港还有什么值得令港人相信与依赖的机构？如果说香港在追求有限民主的道路上，需要以牺牲香港的法治为代价，那这种有限的民主是否值得追求，或许本身就是个问号了。
香港法治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过去，更体现在现在。香港自从普选时间一再推迟，社会纷争与撕裂更加严重。香港政治，也从回归后最初几年的常态化政治，重新返回到非常态化的政治当中去。尤其是最近几年，激进本土力量的出现，说明过去泛民组织与建制派的政治运作模式宣告失败。
建制派的基本盘不会变化，但泛民阵营的力量却开始泡沫化。这意味着，在立法会内解决不同政党利益诉求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街头反而成为其抗争的主要战场。同时，这也意味着，香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议题会被轻易地政治化，并且极有可能成为无法调和的矛盾与冲突。
虽然，香港激进本土力量目前仍只是一小部分人在参与。从今年香港特首选举时，香港许多中产阶层、专业人士愿意选择曾俊华，就说明他们本身厌倦过去数年的分化与撕裂，希望社会能重回正轨，走向共融及和解。因此，至少在短期内，他们不会选择去支持香港这些激进的力量。至于未来如何，就看新政府的管治方式与能力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香港的法治将承受更多的重任。如果香港的法治能够继续让香港人相信，法庭依然是公平公正，法官依然是香港正义的守护者与裁决者，香港的法治依然会是香港政治与社会最后的防线，那么，香港的一切，都将不至于太糟糕。
如果林郑月娥所言不假，港府并没有这样的动机，借法律来打压和分化社会，没有试图将司法界政治化，让香港法治威权化，那么，这既是香港的幸事，也是香港法治的幸事。
现在，北京已经明确宣布要全面管治香港；而香港的激进势力，或许在上述各种判决之后，会在短期内走向沉寂。但倘若根本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时的沉寂并不代表永远的消失，环境一旦有所变化，极有可能卷土重来。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林郑月娥管治下的香港政府，能否处理好北京与香港之间的冲突与问题，能否解决好香港内部的事务。
总之，当香港法治成为香港异议者指责的对象，或许无论北京、港府或是反对者，都应该自问一下，如果在追求香港有限的民主过程中，以牺牲香港法治为代价，是否真的值得。
作者是中国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