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勇：默克尔为何稳操胜券？

今年3月，舒尔茨（Martin Schulz）在社民党（SPD）党代会上被全票推举为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挑战者，对其个人而言，既是荣耀和信任，又是挑战和压力；对社民党来说，此举与其说是出于无奈，倒不如说是一种挣扎。

其实，挑战默克尔，舒尔茨从一开始就胜算不大，无论是国内的从政经验，还是在德国选民中的威望，他都很难望默克尔之项背。但社民党真心（侥幸）希望他的这两个弱项，能在这场政治竞赛中成为取胜的筹码：没有丰富的国内从政经验，也意味着他个人无须为上届大联合政府的政策和失误承担责任；在国内知名度不高，也可以被视为鲜有政治“负资产”，俗话不是说么：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可是过去几个月的实践证明，社民党这个如意算盘肯定要落空。“舒尔茨效应”为何注定只是昙花一现？社民党这个百年老党为何在短期内看不到重振雄风的希望？要回答这两个问题，以下几个因素至关重要。

第一，“大联合政府后遗症”。所谓“大联合政府”（GroKo），就是两个最大的政党联合执政。这种组合有利有弊：好处是，由于两党在议会中占据绝对多数，所以容易推行改革，特别是那些争议和难度颇大的计划；坏处是，议会中的反对党过弱，无形中大大削弱了政治平衡和有效监督机制。

还有，对大联合执政的参与方来说，政绩容易被“老大”据为己有，而失误则少不了让“小弟”来分担。久而久之，后者的作用和声望会被弱化，落得个“陪衬人”和“配角”的地位。

默克尔2005年以来执掌的三届内阁中，有两届是与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2005年至2009年，2013年至2017年）。社民党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留在政府中，就能确保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但它低估了自己作为政府“老二”被“老大”逐渐取代和淘空的危险。不得不说，默克尔是一个化解政治对手的高人。

在政绩面前，她习惯含蓄地突出本党和本人的作用和贡献；在麻烦面前，则不失时机地抓人来当垫背。这个特点，默克尔在与舒尔次的电视辩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每次被问及最让她头疼的难民问题时，她都会巧妙地强调，当时的决策是和社民党同僚商量后共同作出的。

第二，缺乏具有个人魅力的政治家。当下的社民党缺乏诸如勃兰特（Willy Brandt）、魏讷（Herbert Wehner）、施密特（Helmut Schmidt）、巴尔（Egon Bahr）、施罗德（Gerhards Schroder）这样一批具有人格魅力的政治家。

舒尔茨常年就职于欧盟，虽然口碑不错，个人能力也不是没有（据说会说多种语言），但他明显缺乏吸引选民的特殊魅力。再看社民党整个团队，自施罗德离开政坛后，纵使上下求索，也再难觅“星光级”的人物。

第三，左翼口号失灵。作为一个传统上代表广大劳工阶层的政党，建立和保持“社会公正”一直是社民党施政纲领的重中之重。但这个口号的含金量如今已所剩无几，原因有以下几个：

其一，为了与基民盟/基社盟争夺中间选民，特别在施罗德执政期间推行削减福利的“2010议程”（Agenda 2010）之后，其左翼意识形态基本上名存实亡；而默克尔率领下的保守政党基民盟，反倒对左翼的主张采取灵活和开放的态度，严重压缩了社民党的传统空间。

其二，在德国政治光谱中，传统上属于左翼党的社民党，其左边还活跃着两个“专业”左翼政党：绿党和左派党。

相对保守的中间选民情愿选择基民盟/基社盟，或更加右翼的“选项党”（AfD）；左倾的选民中，不少干脆抛弃在他们眼里已经变质的社民党，把选票投给绿党或左派党；剩下来继续支持SPD的，是部分中间偏左的选民以及它的党员和忠实信众（约占选民的20%至25%）。

第四，德国民族个性：凡事求稳。德国民族个性中，除了求精、理性、敬业这些特质外，最突出的是他们对安全感的超常需求。这个特质的具体反应就是稳中求稳，不轻易改变现状，等有把握后再往前走，权衡利弊后再作决定。所以，德国社会相对稳定，百姓即便有不满，但只要不到万不得已，能不变则不变；如果不得不变，也选择代价最小的方式。铤而走险，勇于冒险，这不是德国人的行为方式。

求稳加上理性，决定了德国不可能出现诸如特朗普当选总统那样的“黑天鹅”事件。在大选中，面对一个熟悉的和一个陌生的候选人，大部分德国人会选择熟悉的。因此， 这次选举前，基民盟甚至都没有十分重视竞选纲领，因为默克尔就是最好的纲领。

默克尔也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她的口头禅是：你们都认识我（Sie kennen mich）。这说明，基民盟成功利用了德国人求稳高于一切的心态。

社民党推出新人舒尔茨，一方面固然因为党内没有更好的人事选项，当然也是为了摆脱大联合政府给自己带来的“政治原罪”；另一方面也说明它没有充分顾及到德国人“无把握，宁守旧”的特点。

第五，国际大环境。在外交话题方面，作为挑战方，舒尔茨容易出的牌有两张：反美和反土耳其。他的确也打了这两张牌，但收效不大。

自施罗德政府以来，德国的主要外交立足点始终是在保持北大西洋联盟的同时，力求不盲从美国。在这方面，默克尔在特朗普当选后已有足够的展示，作为“局外人”的舒尔茨很难在此得分。

在笔者看来，舒尔茨唯一的攻击点是默克尔迫于美国压力，答应把军费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可惜，社民党和舒尔茨虽然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没有抓住这个问题作足文章，导致“反美”这张牌基本失效。

至于反土耳其这张牌，舒尔茨使用起来也并不顺手：默克尔与安卡拉达成的“难民交易”虽然有强化埃尔多安专制之嫌，但“难民潮”与2015年相比毕竟已大幅回落；而且，默克尔反复强调，两年前的难民决定都是与社民党共同商量后做出的。

在这种情况下，舒尔茨不得不提出，德国应该力促欧盟立刻终止与土耳其的入欧谈判。默克尔则反唇相讥：“我历来就是土耳其入盟的最坚定反对派，并曾因此而受到社民党的抨击。与安卡拉达成交易，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符合德国和欧洲的利益。”

默克尔振振有词，但内心却很担心舒尔茨对土耳其的强硬措辞会帮他赢得选票。于是，她在电视辩论中立刻跟进表示：如果社民党现在主张终止土耳其入盟谈判，她也不是不可以在欧盟内为此做斡旋和说服工作。默克尔的这一立场转变显得非常唐突，但却有效地弱化了舒尔茨在这个问题上的攻击力。

德国外交的另一个支柱就是德法轴心和欧洲一体化。与法国的关系，默克尔已经驾轻就熟。爱丽舍宫虽然几经易主，但无论是保守派的萨科奇、社会党的奥朗德，还是中偏左的现任总统马克龙，默克尔都能与之很好相处。

舒尔茨在这里的得分机会并不多，他的“主场”应该是欧盟，因为他担任过欧洲议会议长，对欧盟机构了如指掌，也具有相当的人脉关系。但欧盟事务的主调基本还是由各成员国政府来定，因此，作为欧盟第一强国的德国，默克尔自然一言九鼎，舒尔茨很难超越她的影响力。

在对俄关系方面，社民党前总理施罗德多年任职于俄罗斯能源公司，使舒尔茨颇为被动，很难让选民相信社民党政府会对俄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而默克尔主导的“明斯克协议”虽然成效不明显，但她对莫斯科的态度起码始终如一。在对华立场上，社民党外长加布里尔不久前公开敦促中国“不要分裂欧洲”，相比之下，默克尔对北京的政策更为亲和稳健。

第六，国内小环境。默克尔执政期间，德国经济稳步增长，财政收入和产品出口连年创新高。另外，就业成绩颇为显著：默克尔在任12年，失业人数减少了一半。她的这些内政政绩当然与她本人稳健的执政风格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受益于施罗德当年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和改革劳动市场的“2010议程”。

很遗憾，舒尔茨当选为社民党主席和总理竞选候选人之后，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却是高调宣布要收回施罗德改革的某些措施。他本意是想以此重新赢回因“2010议程”而背离社民党的选民，却忘记老施当年的那些改革措施，已被德国社会广泛视为成功的典范。

舒尔茨不仅没有利用这个本来应该属于社民党的政治资本，反而对此做了部分否定，这无异于把自己手中的王牌拱手让给对方。按理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可现在的情况是，“乘凉者”并非施罗德的党内同志舒尔茨，而是政敌默克尔。

总体来说，德国目前国泰民安，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方面虽然也有诸多问题，但起码目前尚不明显。所以，舒尔茨提出的“社会公平”口号，给许多选民留下了“无的放矢”和“过于空泛”的印象。另外，难民危机虽然还没有完全解决，但只要不爆发严重的恐袭事件，默克尔已经成功地控制住了局势。

根据以上六点，舒尔茨这次击败默克尔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笔者认为，社民党如果没有卧薪尝胆勇于下野的胆识，依然离不开“大联合政府”，估计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元气，再创当年“勃兰特时代”的辉煌。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在大选中，面对一个熟悉的和一个陌生的候选人，大部分德国人会选择熟悉的。因此， 这次选举前，基民盟甚至都没有十分重视竞选纲领，因为默克尔就是最好的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