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最近中国中纪委负责人在与到访的新加坡总理会面时表示：解决中共内部的腐败问题是“世界性难题”。其实中国的事情无一不是巨大难题：经改、政改、军改、反腐、扶贫、环保、社保、就业、教育、食品安全、房地产市场，等等。


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一般被外界看成一场政治大会，即主要关于思想路线、政策方针、权力安排、人事布局等。但对中国及其执政党来说，随着近些年国内外形势发展和演化，十九大恐怕不应止步于一场政治大会，也应该是关于体系效率优化和行政能力提升的大会。


中共第五代领导层执政后，面临一系列“深水区”改革问题，许多情况属于牵一发而动全身那样的重大和敏感。对于这样层级的改革，最忌讳的就是粗犷一哄而上，应该先对宏观问题进行微观拆分切割，而后争取逐个击破。


目前看来，中共所推动新一轮改革基本从三个层面出发，即首先坚持政治正确，而后开展体系优化，譬如军改方面有了传统地方军区向现代合成战区的转变；再有重视行政能力的提升，譬如也对慵政懒政不作为的党员和官员，加强了监督问责。


“政治正确”这个东西，因不同国家政治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架构而异，譬如美国有美国语境下的政治正确标准，而中国则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正确。在美国政治不正确的代价，是落选、辞职并受到自由舆论讥评；而在中国政治不正确的代价似乎更高一些，双规、丢官，甚至被判刑进监狱。


有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预测：为促使经济、社会和政体三方面完成有质量的改革和转型，中共十九大将不得不在“强硬威权主义”和“柔性威权主义”之间进行抉择。


所谓“强硬威权主义”和“柔性威权主义”之分，就是指在中国现行政治和社会体制框架下的“收”或“放”的策略之分。中国在这方面其实已有充分的经验教训，譬如“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就是典型说法之一，代表着某种非良性循环的规律或怪圈。普遍认为问题不在“强硬”或“柔性”，“收”或“放”，而是在威权主义这一“中国特色”本身。


从哲学和文化的层面讲，这也表明中国社会和体制自1840年的177年以来，一直还在试图理解和把握“坚持中国特色”与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内在复杂关系，及如何处理其中众多的矛盾冲突，譬如稳定与活力、继承与创新、权威与民主、人治与法治、看齐与自由等关键元素之间的均衡与张力。十九大是否会推出有关“新政“，尚有待观察。


体系效率优化方面，军改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但变革的效果如果缺乏阶段性实战检验与相应调整，最后可能事倍功半。在其他重要体系领域，困扰中国的最大问题主要在官办还是民办。现代国家发展的有效经验是官民结合，譬如美国在商界并不存在所谓“国企”，在教育界是公私立学校并举，在政界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存。


中国似乎还是比较倾向搞官办的“国企”或者“新区”，担忧一旦民办发展壮大，可能对官方形成掣肘威胁。这种忧虑恐怕还是要靠不断加强真正的法治社会建设，才能迎刃而解。


行政运作能力提升，看来是可以相对独立于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历史表明，西方国家原先在中国租界和占领期间，包括了长江三角洲及上海、香港，甚至于日本在东北搞的“满洲国”，其地区和城市综合规划发展、基础设施配置、建设和管理、工程和产品质量把控，企业经营和扩张等方面，都表现出了相当先进的行政运作能力。


行政能力的高低，有观念视野、教育训练、知识技能和责任执行力强弱等综合因素的作用，值得当代中国特别加强研究，提升改进。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咨询和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