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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研究现代中国的工作，不过最近我减少了去中国的次数。


或许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中国，就有人半开玩笑地跟我说：“是上黑名单了吧。”他们可能是担心我，但我内心不希望他们这么说。因为根据一些未经过确认的信息和谣言来增加不安和担忧的话，就会有人开始抑制自己的行动和思考，不知不觉地自己就给自己戴上了“紧箍咒”。


虽然说“紧箍咒”有些夸张，但是我们都抱着各种不安在研究工作中进行各种调整，目前被逼到不得不作出（不去中国）这样的判断。去年9月份，我在湖南的农村听取尘肺患者说话的时候，被警察围住，之后在地方政府的建筑物内接受了盘查。接受盘查的理由说是我用观光签证，进行了“采访活动”。提醒我要么取得“采访签证”，要么在地方活动时，在政府的安排下行动。


持有日本护照者以观光、经商、探亲访友、过境为目的不超过15天可以免办签证，日本籍研究人员在中国进行学术活动不需要办理签证，但是中国当局对外国人从事对政府不满分子和具有重大问题的地区进行调查十分警惕。也常常听其他的研究人员说在中国进行调查很困难。某研究人员说过“有一次通过熟人帮助协调在农村实施调查，到了村口却不让进村，说‘调查的话不可以’，被拒绝了。”


我刚开始从事研究中国的工作的时候，跟随调查团，去的几乎都是在政府协调下安排好的地方。到了当地，一直和官员们推杯换盏。为了取得调查许可，拿到统计数据和政策文件，和官员们的相处必不可少。


我也想知道党和政府的各部门究竟都负责什么职责，觉得这样有政府人员陪同的调查也不无意义。但是，我更想看看普通市民的生活状态，但是总有政府人员盯梢似地跟着调查，让人觉得很烦。瞪大眼睛读政府的文件，想看到的东西看不到。政府的文件时而就是政治宣传工具。因为政府关于一些很难实现的政策，有的地方写得简直像实现得易如反掌。


不久我就跟着中国记者和研究人员、民间团体的采访团一起行动，住在农民家进行调查。尽管没有洗澡间，厕所满是苍蝇，但是在和农民一起生活中看到的世界很新鲜。在内蒙古的农村，政府官员贪污政府补贴盛行，征税也十分苛刻，我亲眼看到当地农民向中国记者诉说自己生活的惨状，我对自己在中国社会究竟看到了什么感到困惑。


进入自媒体（self-media或we media）时代，通过微博和微信可以听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声音。信息量膨胀似地增加，信息渠道也各异。但是，无间断地流出的大量的信息中，要分辨事实与否就变得极其困难。


2016年，在英国脱欧公投以及美国总统大选中，使用了“后真相”（post-truth）一词。直译就是“无视客观事实和真相”之意。表示情绪化的个人主张横行于世，无视根据事实的意见和反论，扭曲事实的时代倾向。


在以责任主体不明确的网络媒体为主要舞台的“后真相”时代，甚至有人认为这种不管是真伪，只要抹黑敌人都无所谓的做法，大有往旧社会政治宣传方向回归的趋势。在技术上高超的政治宣传，其实无需虚伪的信息，重视的只是播放事实的某个侧面的手法就够了。


比如，在人们对社会局势感到不安的时候，或者战争即将爆发或者在战争之中，浮夸的信息和流言容易泛滥。后真相时代，就连假新闻的市场都在扩大。在中国，故此，以“具有非主流价值观”为理由，大学教授被解雇，剑桥大学出版社被强制接受中国的审查规则。


这样一来，学问的自由受到阻挠，言论自由控制得越严，开放的议论空间越发逐渐变小。其实，在民主主义国家也是如此，根据专门知识和广泛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冷静的议论，也变得很困难。


在后真相时代，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新闻报道，究竟是谁，站在什么角度，有何意图而发出的信息，又会对谁造成何种印象，我们必须冷静地观察并予以识别。


作者是东京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