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100年前俄国曾发生过一场“十月革命”，即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发动士兵和工人无产阶级起义，推翻了当时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创立了苏联。这也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并延绵至今。
纵观历史，1840年中国走入近代社会之前，除了一些宗教哲学方面与外界的交流互动外，并未发生过外国社会政治事件，直接影响中国政治和体制演变的情况。诚然，有过外族的“硬实力”入侵和征服，但在意识形态和文化精神等方面，并无根本撼动中国古典文明和体制的主导地位，反倒是外族逐步被同化浸染其中。
但以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朝野突然意识到华夏文明正面对来自西方文明的冲击挑战，即“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此无论中国人的“自尊心”或“自信心”具体感受如何，中国的各个发展里程碑就再没离开过一个“洋”字。
满清王朝搞了“洋务运动”“北洋水师”“戊戌变法”；孙中山搞了“走向共和”“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再到中共后来的建党、建军和建国大业，直至当今的“改革开放”，都可类归于“西风东渐，百年激荡”的宏观过程与结果。
西方文明中到底孕育出了什么关键因素，导致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呢？一定是为中国文化基因所颇为不熟悉、不重视，但又是前无古人，改天换地的因素；一定是没有被中国人自己想出来、做出来，但出现后又对中国产生强大震撼和影响力的因素。可以概括总结成民主自由、科学技术、工业革命这三大现代文明和社会要素。
这也从此开启了东西方文明跨世纪的“现代磨合”过程，因为中国文明和社会要想避免被历史淘汰出局的命运，就必须向西方文明借鉴学习取经，其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是：晚清时代学习西方，还停留在照猫画虎，不得要领，心猿意马的阶段；民国初期引入了西化体制和宪法政治，但实际运作起来坎坷不断，水土不服，最后沦为“四不像”。
中共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师，以马列理论为指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终于在1949年获得成功；但中共建国后仍旧坎坷挫折不断，先是对苏联“一边倒”，后来又搞极左自我封闭和内乱，最近40年来才将“阶级斗争为纲”转变成“以经济建设发展为中心”，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
十月革命与上述“民主自由，科学技术，工业革命这三大现代文明和社会要素”，是什么关系呢？可以说是一种“异化转基因”关系。俄国当时虽被视为“西方列强”之一，但其地理和文化实际上是一个欧亚文明的混血儿，沙皇专制，农民贫困，工业薄弱，穷兵黩武是困扰俄罗斯发展的深重难题。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沙皇俄国，虽然欺凌更加腐败积弱的满清王朝绰绰有余；但在面对敢于全面变法维新，奋发图强，快速崛起的日本时，却显得力不从心，并吃过惨重败仗。所以对于急于革命图强的俄国精英和知识分子来说，如果不能兼顾全面现代化，那就先从部分现代化做起，民主自由做不到，那就先着手工业化建设与社会改造，关键是不能再无为等待。
于是十月革命可以被定位成一场有先天缺陷的社会革命，尽管其影响巨大，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实践，也不乏有过耀眼的成就，但其建立的政权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初宣告解体失败。
苏联建国后没有做到真正还权于民，让各级权力受到有效合法的限制约束，导致滥权、腐败和迫害盛行，体制僵化经济失衡，终于失去民意支持与执政合法性。
历史经常极其相似，在1911年和1976年的中国，也发生过两场“十月革命“，前者让中国走向共和，后者让中国走出劫难。十月革命虽成历史，但历史可以预告未来。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