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落幕，最为外界关注的自然是习近平的接班人和其个人权力到达何种地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其他一系列重大举措，如“一带一路”等写入党章，意味着习近平个人权力的稳固。中国正式进入习近平时代。
对于接班人问题，显然让外界失望了。外界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知道谁会接替习近平。但鉴于中共内部“七上八下”的潜规则，以及此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中并没有“60后”进入，因此外界普遍预期，习近平在2022年两届总书记任期届满之后，仍将继续执政下去，最多就是形式上不同而已。
但正如外界在2012年时没有预想过习近平上台之后诸多举措一样，习近平未来五年之内，恐怕仍然有诸多改革，超出外界的预测。这其中可能就包括政党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方式。
虽然自邓小平以来，中共最高领导人经历了三次交替，逐步形成了稳定的交接模式。对外界来说，这些都是可以预期的。只是这种方式，更多的只是内部不同派系的妥协与交易而达成，其中并不缺乏权力的游戏。
派系斗争与权力斗争带来的问题，导致新当选的领导人在第一届内通常只能去稳固个人的权力，在具体事务上难有作为。如果权力不稳固，甚至于第二任期内，也毫无作为的可能。这对于试图改变中国的人而言，耗时过多，浪费许多精力，甚至可能错失许多良机。
所以，五年之内，中共最高领导人是否仍然沿袭旧有模式产生，值得疑问。而现在的另一个疑问，则是习近平在巩固自身权力之后，如何来掌控这个庞大的政党，让其沿着自己设定的方向前进，重塑中国乃至于国际的政治秩序，为世界提供另一种政治秩序选择的可能。
毫无疑问，通过过去五年，在中纪委大力反腐下，中国执政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中国只有一党执政，因此这种改变也发生在官僚体系之中。这是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地方。欧美国家如果要克服官僚体系的弊病，只能借助于法院或国会进行牵制、影响，很难通过内部政党组织纪律实现对官僚体系的改变。但在中国，过去五年的反腐，习近平却在某个程度上做到了。
现在的问题是，未来是否仍然只能依靠这样的反腐力度，来驱动这个庞大的政党。而这样的政党，是否具备足够的活力、行动力，来完成中国治理的现代化，甚至对国际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过去官员晋升的途径与激励方式，在过去五年里都发生了变化，那么习近平接下来，能否提供新的可能？过去五年里，“党领导一切”的提法，被不断重申、确认。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在邓小平的富国方针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发生的变化，与之的关联并不是太大。某种意义上，这也警示了中国最高领导人，其中存在的危险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上新提出了“强国”目标，并重申了党在其中的作用。强国目标并不只是对毛泽东“建国”、邓小平“富国”的升级，背后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共执政地位与合法性的变化与必然要求。
简单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永远保证中共的执政地位。这一点早已为其他中共领导人所阐述过。而要实现强国，并让人民的生活更为美好，这就必然要求中国执政党的治理能力、执政能力进一步提升与转变。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习近平需要进一步重塑这个政党。但如果仅限于反腐，这恐怕仍然不够。
我们不怀疑习近平提出这些目标背后的良好愿望，但长期的政治改革目标，需要与政治现实间形成良好的平衡。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执政党与官僚体系的高度重合，对政党内部的改革与重塑产生了重大的阻碍作用。
即使我们看到反腐形势下执政党的内部变化，但其行动能力与改变能力是否因此产生变化，却仍是个未知数。毕竟，最终影响公众对执政党的信任程度，并不仅仅局限于习近平及其治国团队，8000多万的中共党员及中国各级政府中的官员，才是最终影响公众对执政党印象的关键。
从根本上说，这无关任何政党，而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在不断官僚化过程中，必然需要面对和克服的问题。即使不考虑现代政党，中国的官僚体系产生并运作已经一千多年，类似的问题也同样层出不穷。
更何况，在“党领导一切”的背景下，意味着政党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渗透，那么执政党自身形象与能力，将更直接地呈现在公众面前。这是未来执政党的重大挑战，也是影响中国政治的关键因素。
作者是北京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