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距今30年前，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讲过：“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这句话在几年后，特别是1991年底冷战落幕后，基本成为现实。
冷战结束以来的20多年，中国确实进入到一个不再折腾、不再动荡的时代。对照来看，1990年代之前的一百年，差不多每个十年都有至少一次动荡，不是内外战争，就是政治革命、文化革命运动。而紧接苏联解体的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类似的大动荡和折腾，再也未反复出现。
鉴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南怀瑾老先生曾指出，中华民族自1987丁卯年开始转运，会有两百多年大运，将来比康乾盛世还好。中国近20多年的发展，看上去在很大程度上印证着这样的判断。
按照中国官方表述，近20多年，是中国努力“达到小康”，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中国发展的“两个一百年”目标中，第一个百年目标就是在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尽管仍存在这样那样需要解决和改革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但就社会越来越安定、越来越富裕而言，中国的小康社会正在持续呈现。这可被称为中国的小康之治。
“小康”，是邓小平于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中国概念。邓小平视之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也是邓小平晚年长期筹谋、反复谈到的理想目标。1979年，邓小平曾说：“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正在做我们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这“伟大时代”的“伟大事业”，应该包括实现小康。用邓小平的话讲：“达到小康……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
从“解决温饱”，到“达到小康”，再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邓小平有关中国发展三步走战略的基本部署。其中，前两步已于20世纪末走完，第三步在21世纪被分为两个半步。前半步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半步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中共十九大之后的五年，处在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最后阶段，也处在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渡时期。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邓小平提出的第三步的后半步，又被更明确地分为两步。“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为第一步被提前到2035年，而全面建成邓小平理论所提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则被作为到2050年要达到的第二步。
概括起来，由“温饱”“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五个战略步骤，可明显看到小康时代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如果拉长历史焦距，中国的小康之治所处方位，其实还可放到近代一百多年，乃至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去审视。
从近代百年动荡看，中国21世纪的小康社会建设可谓难得的一“治”。“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与“乱”相对，指安定有序、相对太平。以治乱对比角度审视，小康阶段的建设和发展在持续平稳意义上，不仅可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连起来，也可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对接上。这可说是小康之治在中国近代进程中的历史方位。
从中国千年文明看，小康之治不仅以“治”与动荡年代形成对照，更以作为理想目标的“小康”显出其历史意义。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文景之治”“开元之治”“康乾之治”等，以社会相对安定而论，这些“治”与21世纪的小康之治具有一定可比性。不过，就“小康”的中国文化意蕴而言，历史上的这些“治”还不足以与小康之治比肩。
“小康”，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一个专有的政治概念，指的是与“大同”相对的社会阶段或状态。“大同”是社会文明发达的高级乃至终极阶段，“小康”则是文明程度还不是很高、但相对安定有序的社会形态。小康和大同，都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所追求的理想。
晚清的康有为就曾试图用“小康”“大同”这些中国传统概念，来分析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他利用了孔子在《春秋》中有关“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幽微划分法。大体上，“小康”与“升平世”对应，“大同”与“太平世”对应，都属于与“乱世”相对的“治世”。
按照儒家理论，中国的“三代之治”，也就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时代，才称得上小康之世，而三代以前的“尧舜之治”通常被认为是更高级的大同之世。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可见，“三代之治”和“尧舜之治”，都是孔子推崇的社会状态。
秦之后，历朝历代无不以小康和大同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只是终究未再达到“三代之治”的高度，更不用说“尧舜之治”。沿着这样的历史线索看，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重启小康，并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达成小康之治，具有非凡意义，也显出雄心抱负。这可说是小康之治在中国文化理路中的历史方位。
关于中国小康之治的这种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方位判断，并非全是理论推导。在邓小平理论中，“小康”只是一个与“温饱”相对的经济概念。按照邓小平的意思，“小康的中国”与“贫穷的中国”相对，“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而到习近平时代，关于“小康”的理解时常与中国经典《礼记·礼运》联系在一起，“小康”看上去回归到与“大同”相对的本义。
而且，邓小平理论中“小康社会”与“基本实现现代化”两个阶段之间的次第关系，与传统文献中“小康”与“大同”的递进关系颇为近似。这尤为明显地体现在民主选举上。同样是在1987年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邓小平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从时段看，邓小平提到的“普选”，在“基本实现现代化”阶段，而不在“小康社会”阶段。
结合现实看，小康社会阶段也确实不是民主化时期。实际上，法治化恰可说是小康社会阶段的显著特点。鉴于“文革”将民粹完全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的惨痛教训，法治化和国家化，在中国21世纪早期的建设和发展进程中，被持续地放在了更为提前和基本的位置。此可谓未来进一步深化和扩大民主的基础性步骤。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为大同；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为小康”，这是“小康”和“大同”在《礼记·礼运》上的出处，从中亦可看到“大同”与“小康”在政权公共性上的程度差距。当年，孙中山举起“天下为公”旗帜，其实是将现代民主托附于传统经典。
到21世纪，这样一种贯通古今的政治志向和文化进取，仍是大势所趋。“小康之治”显然还不是终极目标。从“小康之治”进至“天下大同”，看上去是中国在21世纪要推起的巨大浪潮。
作者是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南亚研究所研究员
尽管仍存在这样那样需要解决和改革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但就社会越来越安定、越来越富裕而言，中国的小康社会正在持续呈现。这可被称为中国的小康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