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发生火灾，二十余人伤亡。此后，北京开始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安全隐患”，借此驱逐外来人口，也就是所谓“低端人口”。火灾中受害的固然是“低端人口”，被迫连夜搬离的也是“低端人口”；而驱逐他们的当权者肯定属于“高端人口”。
清理低端人口蔓延各地，上海、深圳、浙江也相继传出整治分租房屋。由此我忽然想到，对中共党史可以进行新解。
中共自称其以往的革命由无产阶级所领导，而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不过更确切地说，中共革命带有浓厚的流氓无产阶级性质。至于该党的“自我定位”，中共十九大修改通过的党章仍然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然而，工人、农民、流氓无产者不就属于“低端人口”吗？中共与“低端人口”的关系究竟如何？这首先要从该党伟大领袖说起。
毛泽东在其青年时代的1918年，曾借钱前往北京，并觅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这样的工作。他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提起这段往事时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当时他与另外七个人住在三眼井（距北京大学不远）一间小屋里，“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见《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
可见那时的毛泽东，属于典型的“低端人口”。他所住的地方，若照现今北京官员的眼光，明显存在“安全隐患”，需要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与中共政权相比，当时的北洋政府果然无能，居然没有把毛泽东这种“低端人口”连夜清理出北京。这样的北洋政府，根本实现不了“中国梦”，难怪很快垮掉。
其实不仅毛泽东，与他同辈的不少中共领袖都可视为民国时期的“低端人口”，那时的广大普通党员更是如此。他们所积极投身的革命，其实是“低端人口的革命”。革命对象主要是各种“高端人口”，比如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家、地主、富农等。
中共革命在1949年取得了成功，毛泽东与其“低端人口”同志胜利进军北平城，并住进中南海。此阶段的中共党史，可以概括为“低端人口”革“高端人口”的命，然后其中少数领导者成为“新高端人口”。
不过革命继续发展下去，被革命的不仅是“旧高端人口”，也包括绝大多数未能幸运成为“新高端人口”的“低端人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有不少其实属于“低端人口”。三年大饥荒中被饿死的，应该都属于“低端人口”（以及沦为“低端人口”的“旧高端人口”）。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高端人口”更加“高端”，庞大的财富继续累积，不少人甚至富可敌国。而“低端人口”仍然“低端”，有限的财富缺乏保障，不少人贫苦无助。于是有些人“房连街衢”，更多人无“立锥之地”；有些人像住在中南海时的毛泽东，更多人像住在三眼井时的毛泽东。
其实，在这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低端人口”利益被牺牲、尊严被践踏，属于常见现象。作为工人的“低端人口”被下岗，作为商贩的“低端人口”被罚款，作为房主的“低端人口”被强拆，作为访民的“低端人口”被关押。直到最近，北京的大量“低端人口”被清理出去，消失在冬夜。
中共的历史，早已从“低端人口的革命”，走向革“低端人口”的命。官方虽口口声声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即将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有没有包括所谓的“低端人口”呢？难道他们就应自觉“隔离”于这个社会（不要再麻烦别人驱赶），以免影响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作者是旅加学者，历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