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病原微生物之间的战争是永不停息的。


从考古学家发现约1700年前的人类骨骼内含有大量的四环素(tetracyclines),到百多年前保罗·埃里奇 (Paul Ehrlich)由砒霜提炼出的洒尔佛散(salvarsan)治疗当世绝症梅毒病(syphilis),再到70年代因毛泽东与周恩来为助北越军而下令研发疟疾(malaria)药物,间接造就研究生从传统中药黄花蒿(artemisia annua) 提取的青蒿素(artemisia),都反映了人类为了求存而与微生物永恒的搏斗。


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于1928年因机缘巧合,发现了青霉素能制止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滋长的妙用。经过一番深入研究后,他发现青霉素除了葡萄球菌,也能克制许多革兰氏阳性与阴性的病原体(Gram positive and Gram negative pathogens)。


他虽深信此药能造福人群,但因当时并无任何科技能快速又大量提炼出高纯度的青霉素,所以科学界里无人问津。到了1940年,弗洛里(Sir Howard Florey)与钱恩(Ernst Chain)两位科学家有幸得到英美两国政府的辅助,终于成功大量生产青霉素,以便治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伤病的盟军。


青霉素把盟军的死亡率大幅度地减少,可说是盟军胜利的功臣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细菌性肺炎的死亡率高达18%,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为有青霉素这“奇迹药物”,伤兵的死亡率猛跌至低于1%。


美国感染病学会估计,目前医药界使用的绝大部分抗生素都是出自于1984年以前的产品。令人担忧的是,自70年代后,科学家再也没有真正开发过新类型的抗生素,只有从现有的抗生素修饰化学结构后推出市场。


这也意味着人类战胜微生物的短暂黄金时代早已远逝,而原本战败的微生物柳暗花明,在这场战斗中又出现了转机。


抗生素武库耗尽


世界卫生组织于今年9月20日发布了题为《临床开发中的抗菌剂:关于抗菌剂(包括抗结核药)的临床开发分析》的报告,特别声明:至今由药剂厂商以及科学家开发研究的新抗生素,并不足以对抗抗生素耐药性所带来日益增长的全球性危机。


换句话说,抗生素的辉煌时代即将成为过去,世人若不当机立断采取有效措施,人类将迈进后抗生素时代(post-antibiotic era)。


之前已销声匿迹的传染病将因产生抗药性而卷土重来,侵袭全球。这不但意味着医务人员将对许多抗药性微生物所造成的感染病束手无策,也间接导致医疗疗程延长、医药费用剧增、死亡率急剧上升,危及全球卫生、食品的安全与发展。


根据该报告,目前正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新药物,绝大部分都是改良自现有抗生素类型,因此并非长久之计。据官方统计,共有51种新药物正处于研究阶段。这数目看似很大,但由于绝大多数药物还处于初期研究阶段,再加上从研究阶段到推出市场的淘汰率高达86%,因此目前每10种正处于第一研究阶段的产品当中,只有一两个能够脱颖而出,最终面世。


除此以外,一种药物从第一研究阶段到获得官方批准面市为期至少七年。由此可见,以当今研究界开发新抗生素的幅度与质量来看,能够在10年以内推出、可对抗来势汹汹的抗药性病菌的新药物,可说是寥寥无几。


换句话说,科学界似乎江郎才尽,若不立即扭转劣势,抗生素武库即将耗尽,文明世界重返原始时代的日子已步步逼近。


全球行动计划


针对当前的危机,单单开发新抗生素已不足以减轻抗药性微生物所带来的威胁。世卫组织拟出全球行动计划,于2015年在世界卫生大会(WHA)通过。这个计划有五个战略目标:提高对抗生素耐药性的理解和意识;加强对耐药性微生物的监视和研究;减少感染病的病发率;优化抗菌药物的使用,减少滥用药物的几率;确保持续投资于对抗耐药性微生物的研究发展。


第68届世卫大会在2015年5月通过了抗生素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目标在于使用安全有效和具有品质保证的药物,尽可能确保传染病的治疗成功并持续性地预防传染病。


我国政府也响应号召,积极支持大会行动方针。卫生部、农粮兽医局、国家环境局和公用事业局跨部门合作,根据我国的特殊情况与要求,草拟了全国行动计划,以抵御抗药性微生物对我国人民健康所造成的威胁与危害。


在全国行动计划之前,抗生素的使用受到我国卫生部和农粮兽医局的严格管制。


抗生素在我国属处方药物,国人并不能随意购得。更令消费者安心的是,农粮兽医局对于本地农场的管制措施非常严格。本地农场只能使用该局指定的抗生素,而且该局也不时审查本地农场所使用的饲料。进口和国产的牲畜家禽也会经过化验,以确保残留在肉质里的抗生素不会过量,也不能含有任何激素生长促进剂(hormone gth promoter),否则不准上市。


但面对来势汹汹的医疗威胁,我国不能掉以轻心,需严阵以待,举国上下全力以赴实施行动计划。


若能维持与延长现有库存抗生素的有效性,就可以减缓抗菌素耐药性(AMR)的恶化趋势。唯有这样做,我们才能保障下一代的健康未来。因此,身为公民与消费者,每个国人都有义务配合全国行动计划所拟定的政策。


首先,我们应该大幅度减少抗生素的市场需求。据统计,全球约30%的抗生素处方是无必要的,而每年牲畜与水产养殖业的抗生素使用量则高达6000万至2.4亿公斤。抗生素被农业者用作生长促进剂(AGP),占全球使用量的85%。由此可见,若能减少这两方面的使用量,微生物接触抗生素而产生抗药性的趋向就能锐减。身为消费者,我们可以支持不滥用抗生素作为生长促进剂的农业产品。


国人也可从从自身着手,求医时应该向医生咨询是否真的需要服用抗生素。很多国人发烧时习惯向医生要求服用抗生素,以为抗生素是灵丹妙药,吃了会更快复原,或者抱着“以防万一”的心态,认为“宁可吃错不可放过”,以为服用抗生素能够预防病毒感染演变成细菌感染。事实上,患上病毒感染病症时服用抗生素根本就无济于事,也增加了患上抗药性微生物感染病的风险。这些误解和谜团有待通过公共教育来纠正。


此外,一些国人为了方便或省钱,与他人共用抗生素,甚至到邻国旅行时趁机购买非处方抗生素以备不时之需。这些滥用抗生素的行为实在要不得。


改善我们环境的卫生素质,以减少和预防感染病的传播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不但要在医疗设施设立有效的感染控制措施系统,和在公共场所经常进行定期消毒净化,更要注意个人卫生,例如伤风感冒时在公共场合戴上外科口罩,应当是公民意识的基本表现。此外,用肥皂或消毒液洗手、注意咳嗽时的礼节(即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掩住口鼻),都应该成为每个国民的生活习惯。


最后,若国人能够勤于注射疫苗,预防感染病,也能降低对抗生素的需求,间接减缓耐药性的升势。为了鼓励国人响应这项具有成本效益的号召,卫生部于11月起,已批准在推荐范围内的成年人使用保健储蓄,支付多达11种疾病的疫苗接种。


每年全球大约有70万人因耐药性感染病(包括结核病、爱之病毒和疟疾)而死亡。如果不采取行动,估计到了2050年,每年因抗菌素耐药性微生物所引起的传染病丧命的人数将高达1000万。


倘若真的陷入后抗生素时代,所有已被现代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医药科技,例如癌症化疗、割盲肠等例常手术都将变得风险极高,犹如回返原始时代。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上个世纪所征服的病症,如淋病、结核病、肺炎链球菌将再度侵袭全球。到时候,就像漫画里所预言的那样,连肌肤不经意地抓破都足以致命。


弗莱明在1945年荣获诺贝尔奖后,经常在演说中告诫世人需警惕抗菌素耐药性所带来的祸害。他坚信:“那些无知滥用青霉素的人,必需在道德上为不幸死于感染青霉素抗药性微生物的受害者负责。”


对抗AMR,人人有责!虽然抗生素已在现代社会占了根深蒂固的位置,但是只要世界各国上下携手,实践国家行动计划,还是有望扭转或缓和如今的局面。


作者是百汇珊顿医疗集团普通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