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以及有着世界最高峰的喜马拉雅，对全球的很多人来说是神奇之地，向往之所。然而，就像人们到西藏磕长头、转寺庙、拨经筒、燃油灯，却未必真正了解藏传佛教的要旨一样，南亚文明的千年奥义也等待着新的发现和开掘。
2016年，有两部电影显示出世人对于南亚文明和东方文化的期盼。一是年头的《功夫熊猫3》（Kung Fu Panda 3），二是年尾的《奇异博士》（Doctor Strange）。《功夫熊猫3》中的“熊猫村”隐喻着立处东方亚洲的中国，而《奇异博士》则直及作为现代西方文明对照的南亚。
在佛法东传过程中，因为要绕道西域，南亚在古中国一度被称为西方。到毛泽东时代，在与西方集团的对立中，南亚显然被放在了东方阵营。冷战结束后，坚持不结盟立场的南亚国家早已从集团政治中走出来，但从文化角度看，作为与现代西方适相映衬的文明形态，南亚仍是清晰可见、熠熠生辉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南亚时，曾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发表演讲，“亚洲文明对话”“传播东方智慧”“弘扬亚洲价值”之类的措辞和理念，融贯在演讲之中。视中国和南亚为“两大古老文明”，并强调两大文明的相通性以及相互间的人文交流，构成了两次演讲的共同特点。
印度总理莫迪也把中国与印度的文化联系表述为“两个身体，一种精神”。他惯于在国际外交场合以“莲花双坐”展示和宣传印度瑜伽。看上去，“中国太极和印度瑜伽”，正作为中国文化与南亚文明的象征形式，以其异于现代西方的文化独特性，吸引着全球目光。
在《奇异博士》中，犹如太阳西落东升，南亚似乎构成了现代西方的补充、救济乃至归宿。电影主角斯蒂芬·斯特兰奇（Stephen Strange）是一位美国医生，有着自负的现代思维和高超的外科医术，可谓西方文明的代表。因交通事故导致双手严重受损，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形下，斯特兰奇试着到南亚找一个叫卡马尔－泰姬（Kamar-Taj）的地方寻求治疗。南亚，在此电影叙事中，看上去是作为科技发达而又穷途末路的现代西方的出路和希望出场的。
斯特兰奇来到了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这里的街头挂着写有“喜马拉雅疗法！神圣之旅！找到宁静！找到自己！”的广告牌。找到卡马尔－泰姬后，斯特兰奇遇见了神秘的古一法师。初次相逢，法师打得斯特兰奇灵魂出窍，以此折服其心。斯特兰奇也由此开始了对南亚法术的学习，并通过学习治疗其双手。
尽管古一法师与斯特兰奇有一些玄谈交流，但总体看，咒语、法器、法术以及为保护世界而不断地与邪恶势力斗法，成了斯特兰奇南亚之行的主要内容。由此引出的问题在于，南亚文明的奥义，是否就是这些咒语、法器、法术乃至斗法？
显然，本有机会一窥南亚文明究竟的斯特兰奇，在南亚陷入到一种理解南亚文明的意识进路中。有相世界是这一进路的基本特点。与之前所处的美国世界不同的是，斯特兰奇在南亚发现并进入了更为多维的有相世界。只是，此种进路其实偏离了“找到宁静！找到自己！”，不断学法斗法的斯特兰奇很难说是宁静平和的。
结合电影制作的西方背景看，斯特兰奇的南亚经历，透显出西方语境下南亚文明的现代遭遇。作为西方文明符号的斯特兰奇，在现代性的极致边际，试图从南亚找寻新的出路和突破。然而，当他触及南亚文明领域，并未自觉地遵循南亚文明自身的认知方式，而是继续沿着科学和意识路径进入到另外的有相世界。
西方其他一些具有佛教因素的电影，如《黑客帝国》《阿凡达》《盗梦空间》《源代码》等，也都表现出现代思维的同样特点。这一特点值得反思的，倒不在于没有引入古老文明的宗教或信仰视角，而在于忽视乃至舍弃了东方智慧在根本意义上对“道”的追问。
这不仅是一种西方处境，也是一种现代处境。诸如“朝闻道，夕死可矣”之类的话语，体现出中国古代哲人孔子对“道”的孜孜以求。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自我总结看，孔子最终应该达到了对“道”的领悟和实践。而从2010年的电影《孔子》，很难察觉作为圣人的孔子异于常人的高明之处。
佛陀，是生于南亚的得道圣人。菩提树下悟道，是其留给世人的最基本印象。佛陀悟道，与咒语、法器、法术乃至斗法，明显不是一回事。佛陀教法也与古印度婆罗门教差别很大。佛陀悟道，悟到了什么？试图进入南亚文明的《奇异博士》，看上去与此问题无关。在这一点上，相比而言，《功夫熊猫3》要略显深入。
从历史上看，法术的兴起以及宗教之间的争斗，可能是南亚地区的佛教走向衰落的一个原因。至今，印度教与伊斯兰之间的碰撞依然可见，佛教在南亚也不占主导地位。梁启超甚至称，“自唐以后，印度无佛学，其传皆在中国”。尽管如此，以经典、机构和人员的传承论，佛陀教法在南亚的重兴未必全无可能。
耐人寻味的是，在《奇异博士》中，看护古老文明经典图书的是一位有着东亚面孔的人。梁启超似乎也有类似的直觉。他说：“他日合先秦、希腊、印度及近世欧美之四种文明而统一之、光大之者，其必在……中国人矣。”不过，就21世纪早期的现状而言，无论是在南亚，还是在中国，古老文明的复兴都还只是一种潜质，尚需更多时间。
在中国，文革时期曾出现《孔老二的罪恶一生》这样的连环画，到21世纪，即使一些专业学者，也仍然勇于抛出并固守“去圣乃得真孔子”之类的论断。自古作为中国圣人的孔子，在这个时代并不能说已普遍得到真切理解。作为古印度圣人的佛陀，看上去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中国太极和印度瑜伽”背后蕴涵的深层奥义，有待进一步开启。
在此方面，西方电影对东方智慧所表现出的现代思维和意识路径，虽然在一定时期可能仍会成为趋势，也未尝不可，但反思无疑更为必要。“大道无形”“不可思议”“非思量处，识情难测”，从中国的这些古老告诫看，单纯以西方科学思维和自由意志切入中国文化和南亚文明是需要避免的。
在20世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梁漱溟、卡尔·雅斯佩斯（Karl Jaspers），都曾将眼光集中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比较，试图以此探寻人类文明的未来前途。在21世纪，这样一种思考仍有必要继续。大体上，经历了启蒙运动的现代西方，未必需要也未必可能再回归宗教体制，而在东方智慧语境下，将传统生命之道与现代物质生活结合起来，却是相容无碍的。这或许可作为现代性与古老文明衔接融通的适宜途径。
（作者是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