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多年中，决策者因为避免了第二次大萧条而感到庆幸。根据当时的情况，他们采用了凯恩斯式（Keynesian，即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来应对全球衰退。
但九年过去了，官方利率仍在零水平线上徘徊，而增长则一直平庸。自2008年以来，欧盟的年均增长率只有区区0.9%。
在危机后立即形成的广泛的凯恩斯主义共识，已经成为当今流行的经济教条：只要增长保持萎靡，年通货膨胀率保持不到2%的水平，加大刺激不但是合适的，更是必须的。
这一教条的根本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通胀指标很拙劣，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指出，政府没有什么好办法测量服务和新技术的价格通胀，而后两者占发达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是因为这些领域的质量会随时间而发生重大变化。此外，房地产和其他资产甚至没有被纳入通胀的计算中。
认定通胀必须达到2%的年率也可谓武断。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100年前就提出了“自然”利率的概念，即在这个利率上，实际（经通胀调整的）GDP按照长期平均值增长，而通胀保持稳定，这个概念至今仍有意义。然而，为何通胀率永远应该保持在2%？为什么要将服务、新技术以及（比如）中国制造的商品，与能源和食品一起被排除在核心通胀的计算之外？
考虑到这些缺陷，应该问问，中央银行的“通胀目标”教条会不会重蹈20世纪80年代货币主义的覆辙。当时，决策者沉溺于货币供给。以今天的通胀水平看，当时的央行连衡量货币数量的可信方法都没有，更不用说取得货币政策的理想结果了。
我们应该考虑庞大的预算赤字，可能也是可疑的刺激形式的影响。2017年，欧盟的经济增长徘徊在2.3%的年率水平上。在此之前，成员国已经将预算赤字从2010年平均占GDP的6.4%，下降到平均占GDP的1.5%。显然，危机后的财政刺激未必起到了刺激效果。相反，近几年来的财政紧缩倒是似乎起到了积极影响。
通常，金融危机会带来重大的结构改革。但不论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是随后的欧元危机（因公共债务过多引起），都没有导致受影响的国家，出现大规模去杠杆化或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Schumpeterian creative destruction）。显然，政府支出的洪流打消了进行艰难改革的必要，老牌企业利用廉价融资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结构更新的一切希望，都在萌芽状态被扼杀了。
在欧盟国家中，平均公共债务水平从2009年占GDP的73%，升高到2016年占GDP的86%，远高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criteria）所制定的占GDP 60%的上限。在南欧，公债水平甚至高到了对未来多年的增长形成抑制效应的程度。
然而，过去10年中的极低利率，有可能比赤字支出更具破坏性。下一次金融泡沫破裂会发生在何时、何地，我们尚不清楚。但我们应该认真领会已故的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和哈佛大学的肯尼思·罗戈夫（Kenneth Rogoff）和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的发现，谨慎行事。
毕竟，泡沫随处可见。房地产和其他资产价格在世界大部份地区频创新高。流通中的比特币币值在今年增加了10倍，达到了1700亿美元（约2290亿新元），尽管这种加密货币的基本价值仍然颇为可疑。
极低利率还导致人们争夺高收益率，哪怕治理不善的穷国如塔吉克斯坦也可以发行欧元债券。对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来说，这肯定比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好，后者会要求他进行重大改革。感谢低利率，拉赫蒙可以继续在他的前苏联共和国为所欲为。
极低利率的其他受害者也已经呼之欲出。中产阶层储蓄者眼看着自己的银行存款的实际价值，以每年2%的速度缩水，许多退休者的退休金实际价值也因此下跌。这些资金被投资于安全资产，因此几乎无法产生回报。
许多保险形式也是如此。保险商本身做得还不错，但这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削减保额，大概过不了多久，他们的客户就要怀疑为什么要投保了。
就连银行也是压力重重。在发达经济体，传统贷款人受制于各种监管，不得不收缩海外业务。毫不奇怪，监管较少的中介（影子银行系统）插进来，夺走了它们的大部分业务。
传统上，银行的核心业务是吸引存款，发放贷款。但拜“长期低迷”的利率所赐，这方面的业务比重，对银行来说是越来越低，银行因此不得不在各种其他金融服务上收取越来越高的费用。
此外，低利率让货币流向了比较不透明、投机性质更大的金融机构，如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这些机构因廉价信贷而繁荣，在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税收制度中，信贷比股本融资享受更有利的条件。
低利率的好处没有流向大众，更没有流向中产阶层，而是流向了亿万富豪，即最顶层的0.1%。在过去的10年中，全球财富差距大幅度扩大，美国尤甚，由于存在“附带收益”等特殊条例，富豪几乎不纳税。而根据美国共和党新出税收计划，富豪的纳税额还会进一步减少。
现在的问题是，在遏制低利率所造就的全球财阀方面，西方制度是否足够强大。
（作者Anders Aslund是大西洋委员会高级成员，最近和Simeon Djankov合著《欧洲的增长挑战》（Europe's Gth Challenge）英文原题：Surveying the Damage ofLow Interest Rates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