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中共十九大平和落幕，选出七名政治局常委，不同于先前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期所规划“隔代接班”，十九大政治局常委看似并无明显接班人。同时，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所掀起的反腐败运动，其力道之大及涵盖面之广绝无仅有，政治权力集权化程度超越第三、四代领导人。
中共借由“从严治党”“从严治军”“依法治国”进行党国治理，执政以来，以“涉及严重违纪”撤除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薄熙来、孙政才前后任重庆市委书记，处置两位军委会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拔除两位上将军委会委员。习反腐败之举措，实与权力运作、竞逐息息相关。
首先，政治权力继承人接班时间选择问题，打破隔代接班惯例。第三代江泽民和第四代胡锦涛，两者皆任两届的总书记及国家主席。江第一届任期开始时的十四大上，胡被指定隔代接班；习是在胡第二届任期开始时的十七大，被内定安排接班。
依据前述权力继承的经验逻辑，若习于2022年二十大后卸任总书记及国家主席，理论上第六代权力继承者最慢应在十九大时产生，但十九大时并没有发生此迹象。江、胡执政时期，建立传统老人政治隔代指定接班人，难以成为权力继承的方式。
号称第六代接班人选孙政才下台，显示元老派及团派的政治实力已趋衰弱，未来继承人将不同于先前“隔代指定”接班。习近平并无指定隔代接班人，也无打破传统上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67岁继续任职、68岁以上下台）的惯例，未见安排政治盟友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留任政治局常委，借以巩固习之权力。这显示高层权力继承，至少在形式上已经迈向制度主义。
其次，习近平在二十大后持续其权力掌握之可能性及机制建立。依据江、胡的前例，习近平未必需在二十大完全裸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主席连选连任最多两届，但中共党章对总书记则无任期限制，且无明文规定“七上八下”。江泽民卸任时76岁、胡锦涛70岁卸任，2022年习近平为69岁。若习欲试图再掌权一届，并无制度藩篱；但此为总书记一职，而非三任国家主席。
或有论者以为，习近平有意将国家主席制改成总统制，以延续其权力，然此举实背离中国宪政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无论习欲续任国家主席或采行总统制，均涉及宪法大修改，兹事体大，难度颇高，尤其采行总统制，无异是背离中共对“三权分立”之传统；且也背离自身所倡议“议行合一”“民主集中制”“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政治信念。因此，无论是采行“总统制”或续任“国家主席”，这两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换言之，续任总书记的可能性高于国家主席，此亦可借由“以党领政”和“党指挥枪”施展权力。若习近平续任总书记到2027年，于75岁时全退，比江裸退时仍小一岁。若2022年并非习全退之年，则第六代继承人就未必有在2017年十九大时产生之必要性及迫切性。
最后，中共党国体制已清晰认识到，腐败所造成巨大灾难就是“亡党亡国”命运，应该“从严治党”“从严治军”和“依法治国”，必须遏制系统性腐败，防止蔓延到制度根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中所规范的执政地位，并非是政党轮替选举产生，西方政党政治借由大选更替权力，化解公众对政府不满。
但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党，必须概括承受政府治理的一切弊端。习核心强调“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不仅要树立新领导集体权威；也要强化公众对党国体制合法性认可。
当前中国政府的极力反腐败作为，仅仅只是涉及权力监督，或治理官员寻租与腐败行为吗？没有涉及党内政治精英权力斗争吗？
习核心查处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军委会副主席郭伯雄及徐才厚、原中办主任令计划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并直指这是“党内阴谋家、野心家”妄图攫取党国权力，搞分裂党的图谋，严重威胁国家政治安全。后续孙政才及两位军委委员下台，说明反腐败及扫除盘根错节政治势力并没有停止，不会是“雷声大雨点小”。
然而期待人治的治理整顿与严打腐败，恰突显反腐败举措流于运动式打击。中共党国体制欠缺三权分立、政党政治及选举政治制度性设计，权力监督主要依靠党内监督、舆论或群众路线监督，如此大规模及强力度的反腐败运动，难以跳脱权力竞逐之质疑。
作者是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