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开局对香港并不利。全国人大常委会给出的在香港实施一地两检的依据，并不能说服部分香港人。最近的报章评论，已经阐释了很多，甚至直指全国人大常委会此举既违宪，也越权。
但也有人认为，此举实属无奈。《基本法》制定时并未预料到今日大陆与香港之间的巨大变化，以至于未曾为彼此的快速融合留下空间。因此，政治问题只能政治解决。
但不管是否愿意接受，这已然是板上钉钉的事。而更为危险的地方在于，自从去年以来，北京在管治香港的态度上，已经渐渐紧逼，不再给非建制派政党和人士留下任何回旋空间。香港非建制派的民主诉求，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甚至可能被逼入死角。香港的民主抗争，为何没能实现？或者说，其命运为何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再失败，一再徒劳？
基本的原因在于香港的政制设计，本来就没有给任何政党留下坐大的可能。比例选举制下制造的是分裂的、林立的小政党政治格局。即使有实现香港民主的共同诉求，但基于复杂的人心和利益算计，非建制派几乎从来没能在这个目标之下达成过任何实质性的合作。而当激进的本土派和港独势力崛起之后，非建制派的四分五裂，更是常态。
其次在于北京与香港之间，实力过于悬殊。这也是当初许多香港人未曾预料到的。大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增长，实力大为增强。而近年来在科技领域的创新与创业大潮，更为中国提供了足以奠定未来全球科技格局的实力。在科技成为经济新的推动力的背景下，大陆未来的经济发展，前途不可估量。而正是基于这样的实力与背景，对香港的强力管治也就成为其自信的象征，甚至于并不畏惧因此可能对一国两制的破坏。
不管愿意承认与否，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一地两检上的作为，势必对一国两制造成了破坏。在有机会通过《基本法》内部程序解决一地两检的法律问题情况下，却选择如此强势的方式来解决，可见这次背后的有着更为重要的宣示和警告目的，甚至可以视为自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非建制派在争取香港民主道路上的重大挫折。
香港非建制派在此道路上一再受挫，上面两点原因固然重要，但恐怕也与其诉诸的目标与手段错误有关。中共虽然有党内民主，也一直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但显然，香港非建制派所追求的民主，与中共在本质和内涵上存在重大的不同。
至少可以说，香港非建制派并不认可北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而香港非建制派一直在争取的民主，在北京看来，却是另一种可能对其政权产生颠覆的手段与武器。从根本上说，香港非建制派的民主目标，是一种对抗性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非建制派的民主诉求，自然也就不为北京所容许。
香港非建制派越是竖起这一大旗，越是容易招致北京的反感。北京从最初的不介入、不积极干预，到现在的强势管治，很难说与香港非建制派一再使用民主作为对抗武器不无关系。而更为糟糕的是，香港非建制派在涉及两地关系议题上的手法，也极为粗糙。
以此次一地两检为例，反对自然可以，但能否给出令其他香港市民接受的方案，作为替代方案甚为重要，否则便只是为反对而反对，根本做不到收服人心的目的，进而为香港政府和北京施加压力的可能。这是香港非建制派一直以来的作派，为反对而反对，却拿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法。
某种意义上，香港非建制派究竟其中有多少人是真心为香港实现民主而努力，还是只是个机会主义者，以其作为谋求政治资本或其他利益的可能。从上述香港非建制派各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为自身利益而不相信同道者能实现团结、合作的可能，就可见一斑。
香港非建制派一再失败，更大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自己。面对强大的对手，不能采取恰当的策略，反而在一次次的抗争中不断消耗自身的形象与能量，究竟能为实现香港民主贡献多少呢。
在北京已经强制管治之下，香港的非建制派还要继续走这样的道路吗？
（作者是北京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