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又见悲剧，中国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博士生杨宝德溺水身亡。这与两年前的一起事件如出一辙。两年前，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硕士研究生蒋华文跳楼自杀。详情见拙作《硕士生跳楼背后的隐忧》。（《联合早报》言论版2016年2月12日）
两起事件都涉及一个基本问题：老师和学生之间是什么关系？我在前文中提到：“导师把学生当作私人财产，拥有绝对权威，学生只有服从的份儿。这在中国很普遍。”我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个弊端是缺乏平等性。”去年，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小学生给老师打伞的事情。我在《联合早报》撰文《旧思想与新文明》说：“没有公民教育，国学教育是没有灵魂的道德说教，造就了一批没有雄性特征的太监。”
现在，我要以研究生和导师为例，进一步谈师生之间的关系。导师的主要责任是教育，把自己的知识和方法传授给学生，此外还要有适当的思想疏导。学生的主要责任是学习和研究，完成学业。以上是师生的职责关系。在人身关系上，师生是平等的。
但是在中国传统上，师尊生卑。按照某些人的话，“师徒如父子”，子女对待父母，“埋儿奉母”“尝粪忧心”“卧冰求鲤”都可以，给老师打个伞不正常吗？在旧作坊里，学徒就是包身工，和师傅之间是依附关系。
很多导师把学生视为学徒、包身工。例如，以学生为主写出的论文，导师争第一作者；学生在实验室或工厂给导师干活，没有报酬或报酬极低。除此之外，学生还要干一些与学习及科研无关的活儿。有些是正常的，例如我曾帮我的导师搬家，导师请我在家里吃饭；有些是不正常的，例如杨宝德的导师周筠让他到家里打扫卫生、洗车、陪购物、陪喝酒等。
干与学习及科研无关的活儿，有些是导师要求的，有些是学生主动的。导师掌握着学生的前途和命运，很多学生借此跟导师拉关系，甚至巴结导师。某次在酒桌上，有人说，他的导师评选院士，用了他的一些成果；他愿意，因为导师将来会给他好处。很多导师和学生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有些学生不好好搞科研，一心钻营，搞各种关系。去年，美国克瑞顿大学哲学教授袁劲梅的一封信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这《做人，做学问——一个美国教授写给被开除的中国留学生的信》写道：“我不卖学位。我的知识可以无偿贡献给愿意跟着我一起寻找真理的学生，但不做交易。”这名中国学生把在中国的那一套拿到美国去，美国教授认为是病态。
信的最后，袁劲梅写道：“不能全怪你，人格分裂是畸形教育的结果，这也是我最后要讲的你的社会背景的责任。”两年前，我在《硕士生跳楼背后的隐忧》一文中指出：“第一个需要反思的是中国公民教育缺失。”我不仅指出了社会根源，也指出了解决办法——公民教育。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高校工作，但不是当老师。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怕能力不够，耽误了学生的前途，辜负了导师这一神圣的称号。我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中国官场上的上下级关系，人格上不是平等的，上尊下卑。某些领导高高在上，某些下级溜须拍马，活脱脱主子和奴才的形象。不平等是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我做过博士研究生，理解杨宝德的压力，也知道换导师的不易。周筠让杨宝德到家里打扫卫生、陪购物、陪喝酒、品评衣着、叫“臭小子”、要求换女朋友等，涉嫌性骚扰。换位思考，如果男导师这样对待女学生，算不算性骚扰？相对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陈小武的处理，西安交通大学对周筠的处理偏轻。这是对男性的性别歧视。
（作者是中国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