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形容为历来讼费最昂贵（律师界估计在1000万元以上）的城市丰收失信案终于走到尽头。日前，终审法庭五司裁决，维持高庭对康希等六人的较轻刑罚。换言之，控方要求更高刑罚的上诉失败。
整个案件的关键，在于上诉庭五位法官对有关刑事法条文中一些关键字眼的解读。被告等人在2015年被判罪成，分别被国家法院判入狱21个月至八年，当中以康希的刑期最长。控辩双方均上诉，高庭去年推翻国家法院判六人触犯严重失信罪名的裁决，改判他们的行为只构成一般失信罪。因此，康希等六人的刑期相应减短至七个月至三年半。控方显然认为这是不足的，因此把案件提到终审法庭。
由潘文龙法官、朱迪柏拉卡斯法官、洪素燕法官、罗赐安法官和蔡利民法官所组成的终审五司最终裁决，康希等身为董事，不算是刑事法条文中所指的专业“代理人”，《刑事法典》第409节条文的严重失信罪因此不适用，维持高庭原判的较轻刑罚。
这项裁决不仅推翻了一个沿用超过40年的1976年判例，而1860年于印度订立、1872年在新加坡生效的第409节条文更被五司直批“过时”，应交由国会修正。据《联合早报》报道，在这个多次被提及的1976年判例中，一家房地产发展公司的董事兼股东在征得董事会同意后，以面值出售所持有另一家公司的股权。但是他没有告知董事会买方是他家人，而且股票价值其实比面值高出许多。地方法官因此判定他严重失信罪名成立，而且裁决在上诉时获得高庭法官认可。
这次的终审判决，除了让人感觉被告等没有得到应有惩罚之外，也令人立即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这回法庭的释法和1976年完全不同；而1976年时法庭的释法，为什么40年来又没有受到质疑和挑战？
这次释法很重要的一点，是认为《刑事法典》第409条所指的代理人，是专指为人提供代理服务收取酬劳的专业代理人，并不包括一般公司的董事、社团和诸如慈善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一举推翻了前一次释法的权威解读。
这样的事实说明一点，不同的法官，或不同时候的法官，对同样的条文会有不同的解读，而他们的解读未必就是正确的，但却很难扭转。这就可能造成法律的不公正。比如，从1976年以来的数十年间，法庭已沿用此案例判过不少董事的刑罚，那也等于是判刑不当了。
从这个控方上诉案，我们可以多少体悟司法部门在释法方面，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而法律条文在制定时，尤须格外谨慎，必须字斟句酌，做到立意十足明确才行。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法律条文毕竟是人为拟定的，有些遣词造句，难免会出现不同的解读，所以适时检讨是必要的，否则就会出现康希案之类的情况。
法庭的解读或释法当然是最具权威的，因为法官和代表被告的高级律师都是精通法律之士。如果释法错误，或是出现偏差，而且成了后来的判例，那影响当然是深远的。
律师界认为，依照终审法庭的解读，那些因严重失信罪还在服刑的董事可以此为依据，提出刑事复核，要求高庭检讨案件。另一个可能性则是由总检察署提出这项申请。也就是说，他们或许还有获得减刑的机会。至于那些已完成服刑的，有律师指出，他们虽可以提出申请要求法庭检讨案件，但是即便最终减轻罪行，也不能因此向控方索赔。
《联合早报》引述总检察署的数据说，截至去年4月，至少有37起董事或总监涉嫌失信公款的案件在调查中，另有约五起案件的被告被控以严重失信罪（见2月2日报道）。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控方对这些案件看来也得另行处理了。
殖民地时代，以及独立后一段日子，新加坡法庭处理的案件最终可上诉到英国枢密院。但自从我们切断与英国的这一法律关系后，司法已完全自主，所以终审法庭是上诉的最终点。换言之，代表政府的控方（总检察署）再也没有其他上诉途径可走。面对这样的情况，尤其是终审法庭已经明确指出，有关的刑事法条文存在明显漏洞，已无法满足新时代的需求，剩下的就只有修法一途了。而这是国会的责任，不在司法权限内。
事实上，法官也指出，英国和马来西亚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必要的法律条文修正，加入了涵盖公司董事等的条文。那我们为什么在过去每一次的《刑事法典》检讨修正中，没有注意到这点呢？
律政部长尚穆根星期一在国会针对此案发言时，坦承政府认为对康希等人的判刑太轻了，补救之道唯有修法。由于法律条文存在疏漏，法官束手，连控方也只能徒呼负负，法律正义无法充分伸张，实在是很令人遗憾不过的事。
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康希案这次的转折，也有其积极的意义。终审法庭的释法，确立了司法部门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因政治影响或舆论压力而转移或动摇。一般人都认为，被告等人以刁钻的手法挪用和转移教堂的大笔款项，即便不是直接把钱纳入个人口袋，罪行也是严重的，理应受到严惩，但法庭秉持独立性依法定案，也是维持法律正义，理应受到国人肯定。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