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社：全球智库排名与智库研究之殇

一项政策的出台，如果没有缜密的研究，特别是智库，尤其是民间智库的参与（便于在一定的民众范围内征求意见，再向官方反馈民间的真实想法和声音），难免失之偏颇，乃至差以毫厘、谬以千里。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TTCSP”（The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智库研究项目）日前连续第11年，为全球智库进行综合评价的权威报告，《全球智库报告2017》面世，中国七家智库上榜世界百强榜单。无独有偶，就在排行榜发布前，欧洲最大的“中国研究中心”，其总裁塞巴斯蒂安·海尔曼（中文名韩博天）即将离职。在外界看来，两个事件也许是个巧合，但笔者看来，对智库及其研究很有启示作用。

由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博士主导的TTCSP，用独创的一套指数研究体系，每年对全球各国或地区的智库行为，在独到评价的基础上进行衡量，以及做比较客观公正的排序，备受智囊业推崇和外界所关注，乃至被有关方面视为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创新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尺度之一，被誉为“智库中的智库”。

每年，TTCSP在评定全球智库排名的过程中，都会采用统计学意义上的方法，向其“全球智库数据库”收录的智库发送提名与排名邀请，并由外界参与调查，今年也不例外。据悉，有7815家智库、超过6万2000名新闻记者、政策制定者、公共或私人捐赠者以及各领域专家受邀参与，完成了4000份评分标准、排名意见和建议调查。

不仅如此，TTCSP还多次邀请有关专家出席专题座谈会，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当然，根据各界汇集而来的排序问题首当其冲，并就有关领域由此展开更深入的研究。毕竟，数百名专家本身都是在各行各业有建树的佼佼者，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也是TTCSP作为智库的“总阀门”，或者“总库”，需要汇集并加以研究的。

再看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它由德国最大的私人基金会墨卡托基金会于2013年11月投资成立。成立之初，外界对此充满期待，认为它是由民间主导的研究中国问题，尤其是中欧、中德关系的又一智库机构。时值中欧关系、尤其是在默克尔第二个任期所主导的德中关系持续升温期间，MERICS出台一些研究成果，虽说也有在中方看来是“负面”的评述，但是，还不算太“出格”。

时值中国“一带一路”问世，并积极对外传播，在中方全面宣传并大力推进这一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并成为其基石一部分的重大国家战略中，MERICS却扮演了一个质疑者和搅局者的角色。为此，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早在2017年3月，就用整版文章揭示MERICS中国研究的“片面和偏激”。

据悉，文章披露后，MERICS还想向中国“理论”，但是，此后的态度温和了许多，却依然不乏对中国方面的针尖对麦芒般的质疑与抨击。而今，一则来自其“娘家”，也就是投资方的公告，宣告了韩博天将从今年9月开始不再担任该中心总裁。

韩博天一旦离职，MERICS将向何处去？是否还会用塞巴斯蒂安·海尔曼式行径指导研究，依然留有悬念。

从TTCSP的排名评定过程，到韩博天的离职，对目前中国，仰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智库而言，都有很深的启迪作用，在笔者看来，主要有涉及国家层面、地方层面和单纯的项目层面三点：

一是智库研究要有预见性。以去年爆发的中印对峙事件为例，如果说，当初的事态让中国始料不及，并且在事件起始原因上让中国感到困惑，乃至匪夷所思（在连印度都承认的中国自家的国土上建设，似乎无可厚非，然而印度还是觉得这影响了它的安全利益，竟越界阻挠施工），但如果从国民性和中印交往史探究，却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首先，在历史上，如1949年以前上海等中国国土上的租界里，到处都有来自印度的雇佣军。他们的存在，在印度看来，似乎是可以和当年的列强们一同称霸中国的一个佐证——即便今天的印度和中国同属“第三世界”；其次，在当年公审主要是日军的犯罪行径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唯一最后投下无罪票，赦免那些战争罪犯的法官，就是来自印度的；最后，在中共接管西藏之前，一直由英国，还有作为其殖民地的印度在那里把持有关的事务。

这种“情结”，或者说曾有的当年如何如何的心态，在这次冲突中依然展现得淋漓尽致。即便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对峙以印军失败而告终，但是，对使用战术的理解，如是否“偷袭”等等，都制约着双方，尤其是印方对战争结果的评价。这方面，当今的智库已经有详实的资料解读，但是，对那场战争的分析和即将到来的再次冲突，我不知道作为也列入国家级智库的中国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国防大学，是否有尝试从印度人，尤其是军人们的国民性和人性进行研究，以及准备好方方面面的智囊报告 ，包括面对再次冲突的处置预案。但是，从当初的被动，到而今的大规模军备换装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全面准备，说明中国在被动处置与主动作为之间，应当是有差距的。

二是智库研究要有精准性。目前，北京的大规模“腾笼换鸟”和亮出“天际线”备受质疑。其实，早在多年前，有两项政策的实施，也先后让大众诟病，那就是机动车的“自主选号”和西直门立交桥建设。还是在2002年8月12日，负责机动车管理的中国公安部在北京、天津、杭州、深圳四城市试用“二○○二”式机动车号牌。仅仅过了不到10天，也就是8月21日，媒体发布信息，个性化车牌将暂停发放。原因何在呢？

表面上看， “自主选号” 是参照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机动车车牌发放实行个性化管理。但是，约有超过200种组合被美国联邦政府强制规定，不得使用的。北京等地普遍推行这项政策时，才发现各种问题：“他妈的”汉语拼音TMD是自娱自乐？还是情感发泄？“SEX”是不是有英语中“性”的含义？还有，“USA”如不是美国在华机构申请，是不是“冒用”了人家的专属车牌？等等不一而足，结果短短几天，这一政策就无疾而终了。

可见，一项政策的出台，如果没有缜密的研究，特别是智库，尤其是民间智库的参与（便于在一定的民众范围内征求意见，再向官方反馈民间的真实想法和声音），难免失之偏颇，乃至差以毫厘、谬以千里。

还有，上世纪90年代至今，北京西直门立交桥的建设、更新与改造，更是被大家口诛笔伐，尤其是各种“版本”的“西直门立交桥”解读，可以说无奇不有。据悉，在某个著名搜索引擎上，关于这个组合词的解读，位列第一的检索是“超级变态的西直门立交桥”，还有称之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演绎各种版本的有关其“故事”，在互联网上更是不胜枚举。

不单单是北京的西直门。据悉，这只是中国五座超级复杂的立交桥之一，其他四个是深圳盐田港立交桥、上海莘庄立交桥、郑州中州大道立交桥、重庆黄桷湾立交桥，不一而足。这说明什么？在笔者看来，所有这些涉及民生的投入，花了大量纳税人的钱财，却不被作为使用者的“纳税人”所看好，都是事先没有广泛征求民意，尤其是智库意见所导致的。

正是有了上述教训，就北京市而言，在一项决策之前，要广泛征求民间，尤其是智库意见，已经有所作为。如去年8月29日，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加强首都新型智库建设等事项，专门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曼青就“大数据与城市精细化管理”作辅导报告，便是一个就城市治理寻计问策的实例。

三是智库研究要有代表性。以上述提到的MERICS换掉总裁韩博天为例，当初，他在成立大会上表示，MERICS的宗旨是成为世界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并且在解释中国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便让德国乃至欧洲掌握中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他还表示，该研究所与欧洲现有其他中国研究机构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单纯靠自己选择研究题目，而是根据政治、经济、社会和媒体需要确定选题。不仅如此，他还说明：“人们听到的中国消息常常是耸人听闻的恐怖消息。我们希望让人们看到中国的发展。对这一点，人们几乎还没怎么注意到。”

话是这么说，但是，MERICS却背离了初衷，成为了被研究方质疑的机构，总裁本人也不被投资方看好，这不能不说是与成立这个智囊机构的初衷和他当初的表态相悖。

也许智库应该追求两个特质，那就是“小的是美丽的”，还有“良性循环”。这是在规模上远远小于兰德智库（RAND），却在世界智库中占有重要一席地位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其早期管理者所定下的原则。而今，结合许多智库的实践来看，这些原则充满了睿智和远见。

当年长期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的兰德智库，可能需要在汗牛充栋的文献中检索许多案例，才能在大量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韩战爆发后，中共军队会出兵朝鲜的结论。而今，借助最新型电脑，再辅以人工智能和其他实证研究的手段，我们可以得出任何在假设基础上所需要验证，或者实践中检验的结论。但是，智库的本质并没有变，那就是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说的那样：接近于治国之道。

这也是我们所有智库研究者，尤其是中国的智库研究者需要细心领悟与认真实践的地方。

（作者是中国英光咨询（私人）机构研究员、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