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在去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上的工作报告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誓言中国将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并在2049年成为高收入国家，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而人们都希望他能取得比在1964年承诺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更大的成就。
周恩来的方案把重点放在四个关键部门的改革：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他并未设定具体的收入目标，但可以肯定地说，他或许预期中国能有更好的表现：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世纪之交的中国依然属于中低收入国家。
这一次实现收入目标可能并不困难。中国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目前约相当于美国的25%。如果要加入以经合组织为代表的高收入俱乐部的话，就必须将这一数字提高到至少45%（取决于实际收入的衡量方式）——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6个到40个经济体达到了这一水平。
如果中国经济能从今年开始每年增长率至少高于美国1.7个百分点的话，就有望在2049年加入这些国家的行列。换句话说，假设美国经济保持2%的长期增长，中国就得每年增长3.7%（这也比目前的6.5%低得多）。即使到2049年时中国GDP增长率稳步降至2%，其平均增长率也至少相当于4%。
但现代化可不仅仅与收入有关，更是一个全面的进程，最终令中国社会具备当今发达民主国家所能提供的各类好处——发展机会、个人福祉和公共服务；而完成这个进程绝非易事。
首先，中国必须对环境加以清理整治——这在普通中国人看来不是奢侈品，而是一种必要。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比如北京周边地区的空气质量在今年冬天大幅改善，这要归功于关闭污染企业并用天然气代替煤炭供暖。
但是这种改善的成本很高，包括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仅仅是对中国所有城市的空气质量进行改善，更别提清理国内所有受污染的河流、湖泊和土壤，成本就极其巨大。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方面所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则是缩小城乡差距。尽管收入差距已经有所缩小，但农村居民依然难以获得优质的教育、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持续的城市化将有所帮助，但即使是最乐观的预测也表明，到2035年仍会有超过3亿中国人居住在农村地区。无论那些城市如何光鲜亮丽，只要农村地区仍然落后，这个国家就算不上是现代化。
此外还有人口方面的现代化挑战，因为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到2040年可能会相对当前水平减少超过10%。虽然自动化可以保护中国免遭严重劳动力短缺的掣肘，但人口老龄化会增加社会保障体系的经济负担。
尽管在20年前就已经引入个人账户体系，但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基本上还是在现收现付的基础上运作。当1962年至1976年间出生的中国“婴儿潮”一代开始退休时，该系统的赤字将上升。事实上一些迅速老龄化和增长缓慢的省份，目前只能依靠中央政府的补贴来维持。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更加统一和全面的体系，来平衡全国的社会保障覆盖。
当然，中国不断上涨的国民收入有助于应对所面临的挑战。但财富虽然必要，却不是万能的。首先，法治必须得到相当程度的加强，而不仅仅是遏制官员腐败。同时还需要实现文化上的转变，让公民学习如何在一个由可靠的规则和法律架构——而不是地域或家庭血缘关系——来主导的社会中生存和发展。
可喜的是习近平已经认识到了法治的重要性。在他提交给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有20多处提到了法治，并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理的总体目标”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要做的事还很多，要改变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靠唇舌规劝是不足够的。
中国的政治制度内含的一个关键障碍在于：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民主对于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当局已经下定决心不以任何方式，形态或形式去引入选举民主。而各个发达民主国家最近的政治走势，尤其是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和领导人的崛起，更是加强了他们的这一决心。
在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中国模式”满足了政治合法性的一些要求。可一旦这些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的水平，中国人民几乎肯定会有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政治问责诉求。那么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最根本的挑战，就在于在继续摒除选举民主的情况下，找到一个能满足这些要求的治理模式。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英文原题：China's Modernization Amb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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