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2018年1月以来，香港的前景看起来更加暗淡。先是“一地两检”方案依据的出台，让很多人感到失望又愤怒。全国人大常委会给出的理由，很难说服众多香港市民。此后，香港立法会议员补选，又有参选人被DQ（取消参选资格）。可以说，香港的法治、司法独立正面临着进一步的威胁。总体来看，2014年国务院的白皮书明确表示中央政府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之后，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许多边界正在变得模糊。
首先是地理上的模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地两检”。内地的执法人员由此可以进入香港地区进行执法。从经济层面上考虑，“一地两检”方案并非不可取。从政治层面上，也能够找到更合适的方法，来为这种安排提供法律依据，而并非像现在，以其只是在香港部分区域实施，而不是在全香港实施，因此就无需先列入香港附件三，之后才能执行。这与香港《基本法》明确要求，内地法律要在香港境内实施必须首先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要求相悖。现在这一限制已被突破。
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在政治层面、制度层面的模糊化。比如宣示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这等于在宣告，除了原来所明确的外交、国家安全事务外，在其它各个方面的问题上，北京也拥有直接介入香港地区事务的权利。这可以说，变相地在表明今后的香港事务，是由北京和港府进行“共治”“共管”，甚至可以认为，北京将发挥主导性作用，而港府只是依令行事的机构而已。
这样一来，“一国两制”的中的“两制”边界，也将变得模糊。这也是当前许多香港民众所担心的，经过这几年的折腾，“一国两制”开始向“一国一制”转变。最近这几年，香港发生很多抗争运动或事件，每一次北京的出手干预，都在进一步加剧这种制度上的模糊化。
当然，从长期来看，内地与香港之间，必将实现融合，最终将变成“一国一制”。虽然当年邓小平说过“一国两制”政策至少要保持“50年不变”。鉴于当时无法预料到内地与香港之间差距的缩小如此之快，因此这种融合速度的加快，也是一种正常情况。
但问题在于，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意义，是否就仅限于此，是否仅仅需要以“50年”这样的定量数字或其他数据作为标准来衡量呢？据《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李柱铭回忆，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时，对他们说过，要是50年不够，可以再多给50年。
为什么邓小平会提出，如果50年不够，可以再增加50年？显然，时间定量并不是问题，而是希望两地按各自的轨迹发展，最终在某个时候，两地的融合只是件水到渠成的事。现在很多人对所谓“50年不变”有误解。50年显然并非刻意的时间安排，并非不可更改的时间节点，背后最为重要的是，香港的价值与两地间的发展情况。而这是当前容易产生另一重误解的地方，即是香港的价值。
可能现在内地与香港在经济领域的差异已经很小，在部分人看来，香港的价值已经大大地降低了。的确，从经济层面上看，或许如此，但并不意味着香港价值就局限于此。即使是从经济、科技与人才、教育方面上看，香港仍然具有内地无法比拟的优势。为了更好地让香港发挥这些方面的价值，才有了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出台。
除此之外，还有香港的法治，香港的国际形象，这些仍然值得内地借鉴与依赖。比如“一带一路”的实施过程中，国家之间难免有所纠纷。如果在香港成立国际仲裁中心，一来使得中国有主场之利，二来凭借香港的法治形象，在香港进行仲裁，更容易获得国际的认可。这是内地目前仍然无法超越香港的。
但问题在于，像上述所言，当前发生的种种事件，却正在侵蚀香港的法治，损害香港的司法独立。香港的体制，本来就是以行政主导，司法和立法处于弱势地位。当下，港府对北京言听计从，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香港的法治与司法进一步受到威胁，香港的未来的地位将更加边缘化，其价值也就所剩无几。如何保住香港特殊的地位与价值，这既需要北京在权力扩张上的审慎，也需要香港诸多抗争者谨慎作为。
比如明显与“一国两制”相背的港独运动和主张，与“一国”基本原则冲突的政治主张，显然不可能获得许可，最终只会引火烧身，殃及制度本身。如果香港的抗争政党和群体如此坚持，那么北京为何要继续在香港保留“一国两制”呢？
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后，“一国两制”却遭受到更多更大的质疑。讨论出现这种问题究竟谁是谁非，谁该负更多责任，可能意义远小于重新审视“一国两制”当初设立的目的，远小于重新审视香港于中国本身的价值。于当下而言，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得失如何，是时候再加以总结。
作者是北京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