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最近一段时间有三个事件令人关注：首先，中国修宪，重大变动包括在宪法中加入肯定中共领导地位的明确表述，以及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原有只能连任两届的限制。此消息一出，全球轰动，引发广泛争议。


再者，为配合人大和政协“两会”召开，宣传新的领导核心，中国推出大型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通过高铁、量子卫星、C919大飞机、蓝鲸2号、蛟龙号等重要成就，展现了中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奋进脚步。据说该片上座率飙升，不逊于去年轰动一时的影片《战狼2》。


还有，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指出，在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欢迎了中国加入全球经济秩序，并希望经济一体化能鼓励中国演进成市场经济。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富裕，人民就会追求民主、自由、权利及法治。但中共近几年的施政举措和“中国道路“的现状，似乎证明西方过去25年对中国看走了眼。


这一切又回到一个长期争议的老问题：中国是否在沿循一个特别的发展路径，而且这个路径相对于现代文明主流模式规律，是否会成为一个例外？


现代主流文明模式是什么？笔者以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最近的一段表述颇具代表性：“我们相信强有力的机制比领导人个人更为重要。推动人权与民主治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这是一个稳定、安全和运作良好的社会的核心基础。”


而“中国道路” 似乎更强调中共及其领袖要领导一切，大力发展经济，治理和监察腐败，不断强军、强国、强科技，推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此实现文明复兴的中国梦。


目前的状态表明，中共高层对追寻“中国道路”充满前所未有的信心，必定要沿着既定方向和方针走下去。这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主流模式中的某些关键要素，在“中国道路”中可能被低端化、边缘化，甚至忽略不计。


过去40年中国取得不小发展和进步，似乎可以说明政策方针战略与客观现实条件基本匹配适应，存在的就有一定合理性。而在中国目前新的发展台阶上，领导层所准备推出的大政方针，还会继续匹配适应吗？当然这是一个将来时问题，目前答案尚不可知。


以修改取消宪法中有关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任期限制为例，其所引起的广泛争议，主要是围绕着现代社会发展的三个基本取向。


第一个取向，现代社会的权威治理与制度建设。现代社会无疑需要治理权威，无政府式松散混乱状态绝非民众的期待，但加强制度建设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治本之道。譬如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他的盖世之功有两个：一是成功领导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二是以身作则，制度化发展完善了美国政治对最高权力的交接转让。


第二个取向，限制权力，把权力关到笼子里。譬如英国二战期间的首相邱吉尔，曾领导国家在最艰难时刻战胜法西斯扩张侵略。但哪知战争一结束，却没有被英国选民拥护连任首相，一世枭雄邱吉尔也只好交出权杖，向民意就范。历史实践反复证明：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比为权力松绑放任，对社会进步更有利。


第三个取向，分权与制衡，科学使用权力。譬如当年邓小平鉴于文革的惨痛教训，深知权力过度集中和个人崇拜的危险，主张搞退休制和党政权力分开等等。邓小平的这些正确改革措施，曾经为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回归正常化，及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过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中国道路”确实具备一定的特殊性，不必模仿照抄他国，但是否又特殊到可以忽视违背上述这些现代社会基本原理？值此中国发展的关键节点，这一问题应颇值得中国社会朝野的反省深思。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