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默克尔也算是德国政坛的一个异数,创下了若干纪录:她是第一位女总理,第一位原籍东德的总理,上位时最年轻的总理,第一位自然科学家总理,组阁时间最长的总理,并很有可能成为在位时间最久的总理,如果她干完这届任期的话。
今年3月14日上午,默克尔在联邦议会上,以364票对315票的微差,第四次蝉联联邦德国总理,德国又一届“大联合”政府正式诞生。
笔者在此盘点德国历届总理的功过是非,并试图从中找出默克尔的历史定位。
“开国总理”阿登纳(1949年至1963年)
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位5144天。期间,他肩负着新生联邦德国战后重建和重返国际社会的重任。
他主导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事件:一、不顾社民党的反对,坚持战后德国加入西方阵营(1951年加入欧盟前身——“欧洲煤钢共同体”,1955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二、与苏联谈判(1955年),解决了上万名德国战俘的返乡问题;三、签订“爱丽舍条约”(1963年1月),促成德法和解;四、与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会晤,推动了与犹太人的和解。内政方面,阿登纳与经济劳动部长艾哈德一起,创造了德国战后的经济复苏和起飞奇迹。
阿登纳当然也有受到争议的方面,譬如,坚决反对艾哈德继承他的总理职务,在“明镜周刊丑闻”中的表现,以及执政最后阶段的恋权行为等。但总体来说,他的执政实践成为此后联邦总理一职的标杆。他在位14年,73岁就职,88岁辞职,成为联邦德国历史上的“高龄”总理,民间称其为“老头”(der Alte)。
“经济奇迹”之父总理艾哈德(1963年至1966年)
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以“经济奇迹之父”之名上位总理,在职1142天。他大腹便便的身材似乎也象征着经济复兴和起飞给西德社会带来的富足,因而得名“胖子”(der Dicke)。
他在位期间最大的外交举措是不顾阿拉伯世界的抗议与以色列建交(1965年)。与其前任阿登纳的泛欧立场(戴高乐主义)不同,艾哈德大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加深北大西洋两岸的合作。
1966年,联合政府中的自民党(FDP)退出内阁,艾哈德不得不辞职。这位“经济奇迹之父”的上位和下台,可谓“成亦经济,败亦经济”。
被人遗忘的总理基辛格(1966年至1969年)
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这位“短命”总理(在任1055天,不到三年),是德国政府首脑中最少被人提及的一位。但是,他开了联邦德国历史上“大联合政府”的先河。
他任职期间的主要政治事件是凭借“大联合”在议会中的多数优势,通过了“紧急状态法”。他个人的纳粹历史则成为“六八”学生运动和“议会外反对党”的主要攻击目标。
1969年大选,联盟党虽然保持了第一大党的地位,但自民党拒绝与其联合执政,更倾向于和社民党合作。随着“红黄”政府(社民党/自由党)的诞生,联盟党战后首次下野,而基辛格本人也很快被历史所遗忘。
“和平总理”勃兰特(1969年至1974年)
勃兰特是联邦德国历史上第一位社民党籍总理,在职1659天。他推行“东方政策”(Ostpolitik),大大缓和了与东欧邻国,特别是东德之间的关系。
他在华沙的犹太隔离区死者墓碑前的下跪感动了全世界,但他的缓和言行却引起国内保守派的强烈不满,他们在议会对他提出了不信任案,结果未成功。由于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冲突中所做的“缓和努力”,勃兰特于1971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他任职期间,经历了“石油危机”(1973年)和由此产生的失业率飙升,他的个人威望略有下降。最后,他的总理生涯在一起“东德间谍案”(“纪尧姆事件”)东窗事发后戛然而止。
政治观察家一致认为,“纪尧姆事件”只是他辞职的导火索而已,真正的原因是他本人已厌职,并可能患有抑郁症。但他的“东方政策”却为后来两德的统一做出了未雨绸缪的铺垫,功不可没。
睿智总理施密特(1974年至1982年)
施密特在位共3060天。他从勃兰特手中接过的不仅是总理一职,还有一个内政外交的烂摊子:极左恐怖组织“红军派”,特别是“德意志之秋”,让施密特执政的头几年步步惊心。面对恐怖威胁,他坚持“国家不容勒索”和“恪守法治原则”并举的政策。
他不顾党内多数同志的反对,支持北约的“双重决议”。他的这一决定已被历史证明非常正确,也是导致苏东最终崩溃的一个重要节点。但在当时,他却因此失去了本党和民间的支持。1982年,与联合执政伙伴自民党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成为他倒台的最后一根稻草。
施密特的睿智和远见,赢得了广大德国人民的深切爱戴。他离开政坛许多年后,依然被民众视为总理的“最佳人选”。
“统一总理”科尔(1982年至1998年)
科尔的政治抱负包括建立一个“畅通无阻的欧洲”,即后来的“申根协定”,以及实行欧洲单一货币——欧元。
但他的最大功绩当属1989年德国的重新统一:他成功捕捉到柏林墙倒塌后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通过充满智慧的外交谈判,不仅结束了民族的分裂状态,而且还让苏联同意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内。
但是,科尔虽然促成了统一,却低估了统一的代价;他为德国人描绘了一幅“绚丽的画面”,却被东德这个巨大的经济“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
1998年大选,这位“统一功臣”,却因统一带来的失业率新高而下台。下野后的科尔,又卷入“非法献金丑闻”中,使这位政治巨人“成于统一,败于黑金”。
科尔在位16年,超过了阿登纳,但他这个执政5870天的“永恒总理”的称号,很有可能将被默克尔取代。
“改革总理”施罗德(1998年至2005年)
施罗德在位2583天。他的社民党与绿党一起,组成了联邦德国首个真正的“左翼政府”,而其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相当的“革命性”:外交上,他从支持并配合北约在科索沃(1999年和2001年)和阿富汗(2002年)的军事行动,到2003年正式拒绝参与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完成了德美关系的逆转发展。内政上,他在2003年提出的“2010议程”,对德国的社会福利和劳动市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结果,他得罪了党内大多数同志,得罪了社会的弱势群体,得罪了社民党的传统盟友——工会。
但是,施罗德虽然做尽了得罪人的事,却为德国后来的健康发展和经济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年德国的经济成就举世公认,让欧美其他国家望其项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施罗德的改革措施。
“成亦改革,败亦改革”,这是施罗德总理任内的最好写照。
“难民总理”默克尔(2005年至今)
客观地说,默克尔也算是德国政坛的一个异数,创下了若干纪录:她是第一位女总理,第一位原籍东德的总理,上位时最年轻的总理,第一位自然科学家总理,组阁时间最长的总理,并很有可能成为在位时间最久的总理,如果她干完这届任期的话。
一开始,她被科尔选中进入内阁时,被许多人视为“历史的巧合和幸运”,而非她本人的能力有多好。默克尔真正彰显自己的“独立人格”,始于她和自己的“政治教父”科尔因“黑金丑闻”曝光后的决裂。
2009年大选成功连任后,默克尔面临多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肆虐,欧元岌岌可危,新政府的税务政策备受批评,取消义务兵役制毁誉参半,核能政策“朝令夕改”(刚延长使用,就因“福岛核事故”而立刻逆转)。所有这些都给默克尔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她都有惊无险地熬了过来。
2013年大选,上届合作伙伴自民党大败,战后首次未进入议会。默克尔不得不再次选择“大联合”模式,并第三次当选为总理。她最大的挑战是克服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2009年以后的“欧元危机”和2015年爆发的“难民危机”。
特别在那场难民危机中,默克尔虽然有“人道关怀”的考量,但她“无准备、无协调、无善后”的“三无”做法,导致了德国社会和欧盟内部的分裂。
这次“大联合”一度命悬一线,但最后还是成就了她的连任。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默克尔是只“政治不死鸟”。作为一个能在经历数次危机后安然无恙的政治家,即便不说她是有能力的“帅才”,最起码也称得上是德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福将”了。
但回顾过去的十多年,默克尔的政绩乏善可陈,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恐怕是她与难民潮的关系。因此,拥有多项“政治纪录”的默克尔,很有可能将以“难民总理”的称号载入史册。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