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显示，自1939年美国采用总债务上限模式控制联邦债务至今，债务上限总共被提升了105次，其中最近18年就被提升了18次。正是如此，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具的研究报告预测，2024年，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将达到135%。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是践踏了自己的承诺。上任之初，面对着前任奥巴马留下来的19.9万亿美元的巨额国债规模，特朗普信誓旦旦地对外宣称，任期八年内（两个总统任期）要彻底消除美国国债，然而，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日前美国国债已经首次突破21万亿美元，由此也足以说明，不管特朗普如何地桀骜不驯，但在发债问题上却仍然摆脱不了前辈们出牌的套路。
与不少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债，总是担心没有买家，甚至也有主权国在实际发债过程中陷入流产的尴尬处境完全不一样，美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全球最大债务国之后，几乎历任总统吹响发债冲锋号时，总能得到市场的积极响应，可以说从来没有出现流拍的现象。
这样的乐观惯性也不断支撑着历届白宫主人，在主权债务发行之路上越走越远，直至成瘾，美国国债的占比也由最初的63%一路飙升至目前的104%，等于平均每个美国公民负债6万多美元。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使得美国政府的发债总是顺风顺水，而且还充满十足的底气呢？
美联储无疑是公债的最大买家。这里且不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推出三轮量化宽松计划，不断地吃进长期美债，使其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到了空前的4.5万亿美元，就是平时，只要财政部需要，美联储都会出面积极地采购国债。
虽然从去年10月起，美联储开始“缩表”，但吐出的绝大部分是短期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而且这种“去短化”的操作方式，也为进一步扩大国债的购买腾出了空间。因此，虽然目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账目上还挂着44.37万亿美元的数字，但不久前接棒联储主席之职的鲍威尔却明确表示，并不能确切地知道资产负债表最终会达到怎样的规模。这也就是说，美联储依然还会充当财政部的铁杆买主。
进一步分析，美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大把发债而不担心没有买家，与美元作为全球化信用货币存在着直接关联。“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人们都熟悉美国前财政部长康纳利的这句霸道式名言，也从中可以强烈感知美国凌驾于全球所有国家之上的强大金融霸权——铸币权。
资料显示，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45年时间中，美元储备占世界所有国家外汇储备仍达60%以上，而即便是后来欧元面世以及人民币加入了SDR（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重仍维持在50%以上。
显然，美元作为不与黄金挂钩的世界货币已建立了霸权地位，美元不再是单一的主权货币，而是被赋予了全球“信用本位”的职责。美元成为本位货币，其发行一定程度上也就是“主权债务”的发行。美国发行美元，其实就是向世界发行债务。而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全世界中央银行被迫以其手中结余的美元购买大量美国国债和其他金融产品，为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和国内预算赤字融资，从而维持了美国债务经济的运行。
据市场研究机构Yardeni Research公布的数据，全球央行在过去一年中以月均1300亿美元的额度购买美元美元资产，目前包括各国央行在内的外国主要债权人持有美国国债的总额达到了6.2604万亿美元。
更为重要的是，背靠着美元货币这一强大经济支撑的同时，发达的金融市场还为美国的对外融资提供了宽阔平台。低储蓄率和高消费是美国最具特色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与美国金融市场的繁荣直接相关。
一方面，依托于完善的资本市场，美国居民大量投资于以股票为主的金融市场债券，而股市繁荣使居民持有的净资产和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可以把当期收入中的更多份额用于消费支出。另一方面，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还能为居民提供低成本和极其便利的信贷来源。这样，为了不断刺激和支持借贷消费，美国必须有庞大的借贷资金，为此美国政府必然通过发行国债将流出的美元置换回来，而发达的金融市场无疑为其融资提供了便利，并使美国吸收了大量海外短期和长期投资。
然而，长期的高消费和低储蓄使美国积累了大量经常项目逆差，为此需要通过资本项目顺差来平衡，而资本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对美国的资本输出。从目前来看，东亚国家、石油出口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是美国主要贸易顺差国，这些国家为了大额外汇储备的安全，而不得不选择将美元储备继续投入到美国，购买收益相对稳定的美元资产，由此在对美国产生资本流入的同时，自身也演变美国国债的主要外部持有者。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持有美债规模为1.168万亿美元，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债权国，紧跟其后的是日本，持有美国国债1.07万亿美元。必须看到，资本的流入一方面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提供了大量融资，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和净资本流入达到相对平衡，另一方面美元利率一直控制在较低水位，进而达到了降低美国负债成本的目的。而正是外部经济体对美国国债的购买力，才使得美国能通过发行国债源源不断地获取外部资本。
现在看来，21万亿美元绝对不会是美国国债的终极规模。理论上而言，一国政府的公共支出主要来源于该国的财政收入，但资料显示，过去20年多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依靠税收每年从纳税人那里进账2万多亿美元，可在预算开支完毕后，仅有从1998年至2001年的四年间财政略有盈余，其余年份都入不敷出，更何况特朗普如今还启动了力度不小的减税计划，必然会令赤字规模进一步承压，因此，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最新预测结果，2018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赤字为4097亿美元。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只能对外不断借入债务才能维系正常的支出需要，最终在发新债还旧债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当然，美国联邦政府发债并不是没有“克星”，那就是财政部的发债请求与规模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特别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的理念与政策分歧日益明显，加上金融危机爆发后财政赤字的暴增，导致债务上限问题突出化，对于债务上限的争斗，也日益成为共和党与民主党锱铢必较的话题。可惜的是，每一轮债务谈判都变成了两党讨价还价的筹码，而过程也总是争斗后达成妥协，妥协后又准备下一轮争斗，一年又一年的债务上限于是被屡屡打破。
资料显示，自1939年美国采用总债务上限模式控制联邦债务至今，债务上限总共被提升了105次，其中最近18年就被提升了18次。正是如此，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具的研究报告预测，2024年，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将达到135%。
（作者是中国市场学会理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