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1978年8月签署该条约之际，日本首相福田赳夫表示，日中关系“由吊桥成为了铁桥。我们打算在这座铁桥上，搬运重的货物，积极地进行交流。”这里所说的“吊桥”，指的是1972年9月日中邦交正常化时所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因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就成了“铁桥”。另外，通过被认为是“亲台（湾）派”的福田首相的手，签署的该友好条约，日本自民党内部的亲中派和亲台派的对立达到缓和，日本政府的对华外交的基础才得以加固。
后面的“搬运重的货物……”指的就是日中之间频繁的经济合作。事实上，该条约签署的第二年，日本开始对华贷款。上述福田的发言，可以说是简明清楚地描绘了1970年代日中关系的发展过程。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是在邓小平指导下，中国为走经济的现代化道路，接近以美日为首的西方国家，同时在名义上也决定和名存实亡的苏联断绝关系而采取的举措。中日条约签署不久，在1979年1月美国和中国建交，在东亚地区，针对增强军备的苏联，形成了美国、日本和中国的一个松弛的联合。
以这种“美中日对苏”的结构为前提，到了1980年代的日中关系也是以对华贷款为基础顺利推进。确实，1982年以后，中国推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将苏联定位为“主要敌人”后，日中间的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参拜等历史问题开始表面化。尽管如此，中苏关系改善进展缓慢。而中美关系虽然一度因向台出售武器出现紧张局面，但不久恢复平静。1980年代，历史问题并没有成为阻碍日中关系发展的因素。
但是，1989年有了转机。同年5月中苏邦交正常化、6月的天安门事件、12月的美苏首脑发表冷战结束的宣言，东亚的“美中日对苏”的结构宣告结束。尤其是，天安门事件招来70年代、80年代总体对华表示友好的日本人对华印象的恶化。虽然日本政府努力维护以往的对中外交，但也没能从很多日本人的心中，抹去共产党政府镇压人民的印象。
而且，这种感情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进入快速经济发展和军备力量增强的时期，也在影响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1980年代以前常常使用的“日中友好”一词，到了21世纪来临之际，几乎听不到从日本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的口中说出；对华关系，更倾向于在战略上或者实际利益出发来思考。
进入21世纪，因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停止了日中两国首脑的互访，让两国国民感情显著恶化。到了这一时期，在东亚的国际政治中，中国的存在感不断加大，日本外交为了牵制中国，开始强化同东盟（亚细安）各国、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的纽带关系。
2012年日本政府将尖阁诸岛（中方称钓鱼岛）国有化后，在该岛附近海域，日中两国的紧张对立局面成了常态。在同年末，第二次安倍晋三内阁组阁，虽然首脑外交十分活跃，但日中关系迟迟没有得到改善。
在1980年代，日本是亚洲的经济巨人，在经济方面，中国无法相比；然而现在，亚洲第一经济大国的位置不仅拱手相让给中国，就连20年也没能从国力一直低迷的状态找到出口。相比，中国以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推出“一带一路”，展现出欲打造地区秩序的姿态。而美国的国力下降，失去参与对外事务的余地，估计今后也会更加偏向走确保本国利益的道路。
因此，基于中国的发展和美国的“向内望”，日本国力的下降等客观条件，才能看到今后日本外交的发展方向。当然，突然让日美同盟空洞化也会让地区秩序流动化，不是明智的选择；但依据日美同盟专注牵制中国，也不是稳妥的方向。一方面首肯中国建设“一带一路”和亚投行（AIIB）的地区秩序，一方面和美国、韩国、东盟等国家合作，敦促中国的对外行动要配合国际秩序才为上策。除此之外，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为契机，日中两国或许需要重新确认一下“反霸权”条款吧。
作者是北海学园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