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普京在西方被“妖魔化”，在国内被“神圣化”。两者之间看似相互矛盾，其实彼此却密切关联。各种民调结果都显示，他在西方越被仇视，在本国就越受爱戴。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笔者的观察，西方对普京的“恶感”主要来自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乌克兰危机后，普京对西方的态度由原先的“合作”彻底转为“对抗”。第二，西方在经过16世纪的开国沙皇伊凡四世和20世纪斯大林的苏联后，产生了“恐俄症”（Russophobia）。
关于第一个原因，欧美和俄方各持己见：欧美认为，2013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纯属因为时任总统的亚努科维奇“突然”拒绝与欧盟签署自2007谈判的“联系国协议”，转而“投靠”俄罗斯。俄方则认为，西方“觊觎”乌克兰已久，现在只不过把加入欧盟作为“诱饵”，试图将1990年以来的“东扩”推向高潮。普京曾透露，在基辅抗议活动前后，美国曾要求俄罗斯对亚努克维奇施加影响，不能对人民动用武力镇压，可同时却支持反对派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乌克兰合法政府的“政变”。
根据笔者的观察：两德统一后不久，欧盟和北约便启动了“东扩”计划，与前东欧国家谈判时，也经常先签订所谓的“联系国”协定。另一个事实是，北约在短短的十年内（1999年至2009年）先后吸收了12个原东欧国家；欧盟在2004年接纳了10个原东欧国家入盟。
从这个角度看，俄方说欧盟和北约“觊觎”乌克兰已久，也未必只是主观臆断；莫斯科越来越感受到来自西方的压力，也并非杞人忧天。因此，当乌克兰也有可能倒向西方时，俄罗斯认为不能再袖手旁观了。而莫斯科的这个立场与西方对乌克兰的志在必夺，恰恰是基辅“民众抗议”和“政府镇压”的关键原因所在。换言之，双方在2013年至2014年间，都介入了乌克兰的内政。
西方的急速东扩肯定有地缘政治的考量，譬如，趁俄罗斯尚未从苏联解体的休克中苏醒过来，赶紧完成对这只“北极熊”的围堵。这其实也是“恐俄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西方在这么做的同时，忘记或有意忽略了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历史上，俄罗斯这些周边国家向来就是俄竭力保护、用来抵御外来侵袭的天然屏障，而欧洲诸强也的确经常把这些“周边国家”，当作攻击俄罗斯的“跳板”或“桥头堡”。有鉴于此，当年彼得大帝干脆彻底“吞并”了这些国家，以图永绝后患。
冷战结束后，原东欧卫星国纷纷倒向西方阵营，俄罗斯当时自顾不暇，不得不萎缩在原来苏联地区内，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在西方（欧盟和北约）的凌厉攻势之下，2014年时的乌克兰看似也将朝不保夕。普京于是决定，在一切尚未完全定局之前先发制人。
2014年3月，他巧妙地利用“公投”的方式，在短短数日内把克里米亚纳入了俄罗斯版图。克里米亚是俄黑海舰队所在地，也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剩不多的几个关键出海口之一，具有无法替代的战略意义。克里米亚“不可逆转”地变成俄罗斯领土，与其说是普京的“复国”之举，不如说是他绝望中的“急中生智”。
西方有个习惯：在包抄围堵战略对手时为自己的频频得手感到自豪，在解释自己行为时常用的理由是“无法拒绝当地民众渴望自由的呼声”；当自己的扩张行为受到阻力时，却会指责对方有违“国际法”和“人民意志”。
乌克兰危机改变关系
的确，欧盟和北约的东扩，都与所在国签订了协议，法律上似乎无懈可击。利用对手的弱势，对其实施战略包围或蚕食，这在战略博弈上也是司空见惯。问题是，在对手眼里，这是“胜之不武”或“乘虚而入”。就好比殖民时代，西方列强每次与被征服的国家和地区也都签订过条约，但这不能说当时殖民宗主国的行为无可指责。
或使用武力，或利用对方的软肋，或许也包括利用对方的求生欲望和贪得无厌，进而再用法律的形式来将扩张和侵略合法化，这是西方海外政策一脉相承的传统做法。可这次它却碰到了普京这个不愿任人宰割的前克格勃特工。
克里米亚“易帜”后，西方指责莫斯科“违反国际法”和“用不正当手法改变国界”，并决定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西方在制裁俄罗斯的同时，自己也承受了相当的贸易损失，特别是欧盟；而俄罗斯在急难中，干脆向东方（中国）打开更宽敞的大门，并在别的战略空间等待机会。
果然，伊朗核谈判和叙利亚内战为普京提供了极佳的绝地反击机会。俄罗斯通过大力介入，成功地重新返回国际舞台，并很快掌握了战略主动权。
“乌克兰危机”无疑是普京转变对西方态度的开始，但他在伊朗和叙利亚的动作，基本上还属于“应对”和“招架”范畴。按照普京的性格，他必然还要主动出击，我们从他后来通过技术和政治手段，对美国和欧洲政局施加影响上，便可看出这方面的端倪。美国大选结果是否受到俄罗斯的影响，目前尚无定论，但普京与欧盟内的民粹势力“暗通款曲”，则是无容置疑的事实。
在英国发生的俄前间谍中毒事件，又一次把俄罗斯和欧美国家的关系降至冰点，而普京的“魔鬼”形象在西方社会里再次得到了加强。不过，笔者发现，西方妖魔化普京的背后，其实也反映了某种“棋逢对手”后的绝望。
另外，西方政界、舆论和民间对俄罗斯没有好感，多少也与西方传统中的“恐俄症”有关。有俄罗斯学者甚至把这一情结，与西方社会的“反犹主义”和排斥东方人的“黄祸”说法相提并论。从历史上看，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出色的民族（如犹太人）或非常强悍的民族（如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均有可能引起周围民族的忌惮或嫉妒，这是人性所致。
“恐俄症”产生于16世纪的“利沃尼亚战争”（Livonian War）。当时，伊凡四世治下的沙俄与丹麦－挪威、瑞典王国以及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组成的“波兰立陶宛联盟”，为争夺波罗的海地区的统治权，展开的一场为期25年的战争。沙俄虽然最后战败，但伊凡四世的冷酷残忍，给世人留下了“恐怖伊凡”“伊凡雷帝”等惊怵之名。
还有一个种族方面的理论，也可能助长了西方对俄罗斯人和俄国的某种“敌视”。长期以来，西方对俄罗斯的看法不少源自波兰，而波兰的一些知识分子一直都在试图把俄罗斯人说成是乌拉尔人种，也就是“东方蛮夷”。西方对东方历来都有成见和偏见。这点国际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萨伊德（Edward Said）在其1978年出版的名著《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有非常透彻的分析。
正如反犹情结植根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中一样，对东方的成见和偏见也助长了西方的“恐俄症”和“黄祸论”。西方从未真正考虑接纳俄罗斯加入欧洲大家庭，恐怕不仅因为俄罗斯的幅员辽阔和“桀骜不驯”，或许也有这种文化基因在起作用。
此外，中世纪之后，作为拜占庭继承者的东正教一直不被西方待见；俄罗斯也始终拒绝加入旨在把东西基督教联合起来的所谓“教会联盟”，并坚守基辅大公弗拉季米尔（Fursten Wladimir）的传统领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当然，二战后苏联的强大和扩张，也加深了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隔阂。
强人形象国内讨好
“昨天我在新闻上看到了他的身影／他说，这个世界正处于十字路口／他是那么具说服力／使我下定决心想要／一个像普京的人／一个像普京强而有力的人／一个像普京不酗酒的人／一个像普京不使我伤心的人／一个像普京不会舍我而去的人。”
几年前，俄罗斯流行了这首《嫁人就要嫁普京这样的人》的三人合唱歌曲。它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民众对这位领导人的信赖和爱戴。如果权力是金钱，那普京当属世界上最富有的人。2017年，普京再次被《福布斯》选为地球上权力最大的人。普京在执政了18年之后，究竟靠什么依然如此受到百姓的拥戴呢？
1999年叶利钦任命他当总理时，外界对这位前克格勃成员几乎一无所知。但仅过两周，整个俄罗斯，乃至整个世界再也忘不了普京这个名字：车臣恐怖分子的袭击成为普京给自己立威的“投名状”。
当时，面对社会上弥漫的不安和恐惧，普京对恐怖袭击迅速作出反应，派军队前往高加索平叛。他的雷厉风行使他的威望迅速飙升。一年后，他当选为总统。
普京的铁腕风格虽说始于内政平叛行动，但在国际舞台上他也毫不手软。他对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强力干涉，均受到大部分民众的支持。对于苏联解体后“受尽屈辱”的俄罗斯人来说，普京的强硬姿态给许多失落的俄罗斯人争回了面子。2014年把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版图，则使他的个人威望攀上了顶峰。
普京因此成为许多俄罗斯人心目中“自信而强大”的楷模。西方或许取笑他光着上身在野外骑马狩猎，但俄罗斯人却非常欣赏他的男人味。普京的治国措施和外交动作，不仅使他本人的威信如日中天，也让曾经灰头土脸的军队和安全部门，拾回了往日的尊严和信心。
在经济方面，普京上台后恰逢国际石油价格上涨，这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到2014年为止，占全球30%能源的俄罗斯，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六倍，成为世界第11大经济体。
可是，“成也能源，败也能源”。2014年后，国际油价下跌，俄罗斯经济也随之滑坡。加上西方因克里米亚问题对俄实行制裁，以及普京采取的反制措施（禁止进口西方食品），使俄罗斯国内的供应陷入困境。
为了转移视线，普京进一步提高民族主义，强调俄罗斯的强大，军事于是成为俄罗斯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2016年，俄罗斯的军费开支高达690亿美元，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6119亿美元）和中国（2150亿美元）。在中东，俄罗斯的军事动作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恢复了当年军事强国的地位。
归纳来说，普京在国内之所以受欢迎，归根结底是他恢复了俄罗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苏联解体前后民众生活的窘迫境地。他对西方的强硬既体现了俄罗斯民族强悍和不屈的传统，也荡涤了俄国人在苏联解体后被西方当作“二流国家”的晦气和屈辱。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西方今后对俄罗斯是继续挤压还是谋求缓和，都将成为普京提升自己威望的筹码：前者会再次制造俄罗斯人的逆反心理，并变成众志成城的凝聚力；后者则能证明普京反制西方获得成功，令国人扬眉吐气。
不过，俄罗斯经济的单向结构（能源和军火）具有先天不足之处，这也是普京最大的软肋。若要走出这个困境，他可以大刀阔斧或循序渐进地进行结构性改革，也可以继续用传统的转移视线办法（民族主义）来继续巩固自己的权力。只不过，后者是否能永远奏效，恐怕是个很大的问号；若要塑造平衡多元的经济架构，就要看国内外的局势是否给普京足够的时间。
至于俄罗斯和西方未来的关系，德国科学政治基金会的安全问题专家凯姆（Markus Kaim）认为，改善的希望暂时不会太大，原因在于，对俄制裁让西方陷入了两难境地：单方面结束制裁，等于承认自己失败；继续坚持制裁，结果只会两败俱伤。西方希望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所让步，但普京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让步，更何况，现在又加上了一个前间谍中毒事件。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