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先生在《联合早报》发表《中国监察委的政治地位》（3月30日言论版），我不便对文章进行整体评价，只指出其中两个举例（或比喻）方面的错误。


第一个，“这一机构的设立，或许受到中国古代御史制度的影响。御史大夫或御史中丞在古代的制度设计中，是职掌监察，代表皇帝负责监督百官的，直接服务于皇权，具有相对独立性，甚至对皇帝也可以行使监察权。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唐代的魏征。”


我曾写过《国家监察委史话》。古代御史制度是监察委的主要渊源之一。从狭义的角度，中国古代的监察官是御史。从广义的角度，监察官包括御史和谏官，合称台谏官。二者侧重点不同。御史侧重于“纠弹”（纠错和弹劾），谏官侧重于各种建议（谏议、补阙和拾遗）。说白了，台谏官的职能是提意见，只有独立的提意见权，没有独立的处置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监察官。“对皇帝也可以行使监察权”无从谈起。


隋朝之前，侍中等侍从官利用接近皇帝的优势，取得了重要的封驳权。最有名的例子是王坦之毁诏。东晋简文帝临死前，下命令让权臣桓温像周公一样辅政。侍中王坦之从外面拿着诏书进来，当着皇帝的面撕毁。他责备皇帝：“天下是祖宗的天下，陛下怎么能一个人说了算？”（《晋书》卷75《王坦之传》）


侍中本职不是谏官，但是它的职能与谏官密切相关。从隋朝开始，门下与中书、尚书并列，成为“三省”之一，侍中也成为了正宰相。侍中成为执政官后，与谏官的界线清晰了。我在《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新论》中指出：“门下省也不宜认为是监察机关。监察机关的职能是事后和过程监察，而门下省介于中书、尚书之间。所以，隋唐时的三省分权与现代的分权差别极大。”


邓聿文在说明御史职掌监察时举了魏征的例子。魏征官拜侍中，是宰相不是御史。从上面的论述可知，侍中也不是御史，甚至连广义的台谏官都算不上。这个举例是错误的。


第二个，“这种权力构成，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类似于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共好比董事会，掌管决策大权；人大好比股东大会，法律上是最高权力机构，但实际上是被董事会操控；政府好比经理层，执行董事会的决议；监察委好比监事会，对国家权力进行合规监察。”


我曾撰文指出：“公司的三大组织架构是：作为权力机构的股东会、作为决策机构的董事会和作为执行机构的总经理（办公会）。作为监督机构的监事会作用寥寥。”（《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权》）如果拿国家机构来比，人代会相当于公司股东会，政党相当于股东。其中，执政党相当于控股股东，其它政党相当于小股东。


熟悉企业的人都知道，真正决定公司命运的既不是董事会，也不是股东会，而是控股股东。2010年的国美事件是中国工商企业界的一件大事，引起广泛的关注。国美大股东黄光裕与董事会主席陈晓发生争议，要求撤换陈晓，而陈晓奋起抗争。陈晓虽然取得暂时的胜利，但最终黯然退出。当然，控股股东与投资企业的关系有待规范，我写过一篇这方面的文章。（《股东与投资企业之间的关系》）


邓聿文的第二个例子也明显失当。这两个较大的局部错误，影响了文章的品质。


作者是中国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