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近的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这令西方大部分人感到震惊。批评人士担心会出现不负责任的新独裁者，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成为“毛主席2.0”。这是有点反应过度了。
在西方，长期任职也绝非闻所未闻。例如，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刚刚开始了她的第四个四年任期，而欧洲其他国家大体对这种进展持欢迎而非批评态度。
当然，西方人可以会说默克尔是通过选举获得任命，而习近平则没有。但民主选举绝不是实现问责的唯一途径。几乎所有国际调查显示，习近平的支持率似乎超过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支持率总和。虽然或许有理由担心中国政治会朝坏的方向发展，但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也是一样。
限制任期不过是一种主观的约束，中国并不需要以此来确保政府表现称职和顺应民意。事实上，任期限制可能适得其反，因有效领导人的任期缩短，而导致政策中断或甚至政治混乱。
美国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曾经撰文认为，有必要赋予领导人尽最大可能把工作做好的“决心和意愿”。他们可以借此向民众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民众可以选择“延长（其领袖）才能及美德的效用，并确保政府在一个明智的行政制度中，发挥其永久性优势。”
但在1947年，随着富兰克林·D·罗斯福第四次当选总统，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自这项宪法修正案在1951年获得批准以来，美国总统被限制只能两次获得四年连任。这个想法是认为新手上路也不无优势，但多数新总统都在执政初期犯上重大错误，而如今这样的错误更多了 。如果美国没有任期限制，特朗普今天很有可能根本不在其位。
可以肯定，任期限制自有其价值。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将任期限制写入中国宪法，目的是防止重演混乱和残暴的一人统治。
但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不仅受过良好教育，而且非常了解国际规范和标准。与过去的意识形态顽固分子不同，外界可以期望他们行事理性、明智和负责任。
在这方面，取消任期限制将使习近平能够延续需要好几年才能完成的复杂改革进程。他不会因此成为终身主席，也不会集毫无约束的权力于一身。
西方批评家强调，在过去的六年里，习近平在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的确是事实。例如，他确实接管了某些曾经是由总理负责的经济决策。
但强势领导人不一定就是专制领导人。在高风险环境下，需要强势领袖来压制抵制关键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习近平知道阻碍他在首个任期内推行改革的障碍，并致力于克服它们。
无论如何，现状并不像许多外国评论所暗示的是一场“独角戏”。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半数成员都不由习近平选定。任命许多高级官员时都需要各方达成妥协，其中也包括主要内阁成员。
如果因为中国坚持不复制西方政治模式，就认定没有民主进程在暗地里发挥作用，这将是错误的。虽然领导人并非直接或由代表机构选举产生，但他们的表现却受到密切的关注，例如，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监督。中国政府在社交媒体上也异乎寻常地积极回应民众。
此外，制衡机制虽然仍不足，但近年已得到加强。政治局，特别是政治局常委会需要达成共识才能改变政策。在重大问题上，全国人大必须开绿灯。没有什么能阻止代表投反对票，部分原因是秘密投票越来越普遍。
今年人大会议的一个细微但却重要的特点，是取消了电子投票系统；相反，官员会将纸条投入投票箱中。
西方媒体对中国政治局势的看法，与中国国内的普遍看法完全背道而驰，已不是第一次。过去几年来，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在西方引来了许多非议，反腐运动常常被西方视为习近平清除潜在政敌的一种手段。但近200万被起诉的官员，肯定并不都是习近平的政治对手。习近平大力铲除腐败增强了中国民众对他的尊重和支持。
在西方，政府问责与民主选举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中国，政府问责取决于政府以何种方式回应和保护民众的需求和利益。鉴于现代中国的复杂性，更不用说其政府迫切需要向高收入国家的目标继续迈进，要取得成功，领导人的任期可能需要比最初预期的要长。但从近代历史推断，近期的变化有助于使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更加稳定，同时又不会削弱问责制。
作者Keyu Jin是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
兼历峰集团顾问委员会委员
英文原题：
The West Is Wrong About China's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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