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勇：德国：“家园情结”取代“主导文化”？

由于德国有纳粹这段历史，所以，德国人关于“主导文化”的讨论总带有“欲言又止”“欲说还羞（耻）”的特点。也就是说，保守和右翼党派在提出“主导文化”口号的同时，又不愿让人产生“德意志高于一切”的联想。或许，他们的口号其实并非是冲着那些外国移民喊的，而是说给他们在国内的潜在选民听的。

德国新任内政、建设和家园部长霍斯特·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近日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全球化、移民和新自由主义”的文章中写道：“对我而言，‘家园’这个概念是中心，因为它寓意深厚，却比‘主导文化’或‘民族’少具争议。”

泽霍费尔这句一语带过的话，很有可能对德国的保守思想带来变革性的冲击和影响。毕竟，在我们当下所处的“奇异社会”——亦即以“标新立异”为标准的社会中，他没有继续强调基于国界的“民族”“一体化”“同一性”等这类民族主义词汇。

“少具争议”读来轻描淡写，我们不妨可以将其翻译成“少含政治意味，或不追时髦”。那么，20多年来德国国内有关“主导文化”的争论是否就此而消失了呢？泽霍费尔解释说：“数世纪以来，位于欧洲中部的德国已然成为许多人休养生息的家园……从古到今，有数不清的例子可以充分证明，德国有能力让完全不同的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他的这番话语重心长，再次让人意识到德国所处的历史和地缘条件：地理边界极不稳定，难以确保“生存空间”，数世纪以来一直是众多民族“穿堂而过的区域”和兵家必争之地；甚至在史前，这里就是民族迁徙的交汇点。这点，德国每个区域的地方历史博物馆里都有所记载。

德国很晚才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很长时间内，“民族”这个源自法国大革命的现代概念，很难在德意志地区生根、开花并结果，因为它太具政治意味，有时还相当抽象。而且，对民族的认同，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还意味着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根源和生活方式。“家园”则显得朴素无华，贴近生活，更容易得到相关人群的理解和认同。

当然，“家园”亦非净土，也有不宽容和排外等现象，但它毕竟具有政治属性生效前的原始归属感：这里起决定作用的首先不是国籍、出身和政见，而是当事者之间融洽的同处和彼此的信任。外来的个人、家庭或团体是否能在新家园安居乐业，是无法靠入籍测试结果来体现的，而是要看邻里之间是否和谐。

从这个意义上说，泽霍费尔启用“家园”这个包容不同人种文化的概念，的确是一个聪明的政治举措：它不仅把最保守的思想与多元的现实结合起来，同时还把“民族”这个不可或缺的概念，从同化或融合所需付出的代价中解脱了出来，也成功规避了“主导文化”这个概念所引发的争论和分裂社会的后果。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此番提出用“家园”替代“主导文化”的，恰恰是属于保守阵营的基社盟（CSU）前党魁泽霍费尔。自上世纪末以来，保守的右翼党派一直是强调本地文化主导地位的主要推手。

“主导文化”这个概念由叙裔的德国政治学家巴萨姆·缇比（Bassam Tibi）于1996年首先提出。但他所说的“主导文化”是指基于欧洲的社会价值共性，认为欧洲主导文化的基础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

1998年，他在《没有自我特征的欧洲？多元社会的危机》一书中写道：希望成为主导文化的价值，应该与现代文化俱进，具体来讲就是：民主性、世俗性、启蒙性以及人权和文明社会。

缇比认为，德意志特征以往一味通过种族性来体现，而缺乏文化方面的界定，这无疑是一种缺失。因为“任何特征或属性均离不开主导文化”。但鉴于历史的负面积淀，德国若想使外来移民融入自己的文化中，就必须先界定出一种以欧洲背景而非单独德意志的“主导文化”来。

缇比发出警告：鉴于有些伊斯兰分子认为能将欧洲伊斯兰化，所以，欧洲如若失去自身特性而成为一个多元文化集散地，这个古老大陆必将变成各种极端主义冲突以及宗教、政治和社会矛盾的场所。他建议，若要真正实现文化多元化，就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欧洲主导文化。

1998年6月，曾任联邦国防军陆军中将的基民盟政治家约克·勋波姆（Joerg Schoenbohm）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德国主导文化”概念。之后，德国《时代报》出版人泰奥·索莫（Theo Sommer）又将此概念放入关于什么是德国核心价值的讨论中。

2000年10月25日，时任在野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的弗里德里希·梅兹（Friedrich Merz）在一篇文章中，将这个概念首度运用于有关“移民”和“融合”问题的讨论中。从那一刻起，“主导文化”正式演变为“多元文化”的对立面。

此概念之所以得到德国保守阵营的政治和知识精英的青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首先出自一个外裔学者之口。这就避免了国内外舆论对德国排外思想和民族主义重新抬头的怀疑。换而言之，缇比无意中成了这场讨论“动机纯洁”的最佳证人。

所以，无论是此概念的发明者缇比教授，还是推广者之一的索莫，都反对将“主导文化”的讨论工具化。他们强调，当时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融合，而非反对移民。

当代著名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对此也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在一个民主宪政国家里，不能允许多数人将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作为所谓的主导文化来强加给少数人，哪怕后者的文化生活方式与主流有所不同”。

2005年，同属基民盟的联邦议会议长诺伯特·拉莫特（Norbert Lammert）在接受《时代报》采访时，要求全社会继续讨论“主导文化”，因为之前的讨论在尚未谈透之前便“过早夭折”。他认为：“如果一个多样化的欧洲想在维护各民族特色的同时建立一个共同的特性，就需要一个根植于共同文化、历史和宗教传统的政治主导思想和共同的价值和信念基础”。

2016年5月，极端右翼的德国选项党在其党纲中明确承认“德国主导文化”，以此来反对多元化理念。该党对德国主导文化的诠释是：以基督教、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等古典思潮以及科学人道思想和罗马法为基础。之后，选项党在若干联邦州的选举中高票进入议会。

应该说，有关“主导文化”的讨论在过去的若干年中虽然时隐时现，但始终未曾真正离开过德国保守阵营的视野。

由于德国有纳粹这段历史，所以，德国人关于“主导文化”的讨论总带有“欲言又止”“欲说还羞（耻）”的特点。也就是说，保守和右翼党派在提出“主导文化”口号的同时，又不愿让人产生“德意志高于一切”的联想。或许，他们的口号其实并非是冲着那些外国移民喊的，而是说给他们在国内的潜在选民听的。

如果再看每次讨论发起的时间节点，我们或许能找到问题的某些答案：

梅兹2000年首次把此概念运用于移民问题的讨论时，正是基民盟（CDU）/基社盟(CSU)打算在两年后的联邦大选中，从左翼的社民党/绿党联合政府手中夺回执政权的当口。而拉莫特2005年重提此话题时，正值德国又一个大选年。

2016年，新兴的“德国选项党”利用“难民潮”危机重新使用这个概念，为该党在许多州的大选中赢得了进入议会的机会。

2017年德国大选前，基民盟/基社盟感受到来自比自己更右的“选项党”的压力，前内政部长德迈齐埃（de Maiziere）于是提出包括禁止穆斯林妇女穿罩袍的“十点计划”，重新引发有关“主导文化”的讨论（争论）。

今年10月14日，基社盟的大本营巴伐利亚州将举行州选。不久前，泽霍费尔在党内斗争中败北，不得不将州长一职让给对手徐德（Markus Sander），转而执掌联邦内政部。按理说，他本可以不再操心州事务，但作为乡土情结很浓的基社盟元老，他非常及时并聪明地提出了“家园”口号，并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一、大选前为本党拉选票；二、在家乡猛刷存在感。他要告诉党内的对手，我老霍虽身在柏林，但在巴伐利亚的影响力依然不可小觑。

因此，有人认为，有关德国文化主导地位的讨论，不管以什么面目出现，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其真正目的除了拉选票之外，也是为那些保守选民内心常年被压抑的民族自豪感，提供一个呐喊的思话筒（或“出气筒”）。

客观地说，二战后德国的民族情结相当扭曲，邻国和战胜国对日耳曼人的民族主义是否抬头相当敏感，所以德国人一直谨小慎微，夹紧尾巴做人。但是，他们不公开表示自己的民族情感，不等于这份情感不存在。所以，一有机会它就会用各种方式表现出来——1950年德国首次赢得世界足球杯冠军，民族自豪感在战败的压抑气氛中第一次有了宣泄的机会。“伯尔尼奇迹”之后，足球一直是德国人展示民族自豪感的一个载体。除此之外，“德国制造”和有关“主导文化”的讨论，多少都是德国人抒发民族主义的渠道。

只是，足球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名正言顺，因为绿茵场上靠的是实力的比拼；“德国制造”也的确名不虚传，因为它为德国享誉世界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但“主导文化”究竟具有多少含金量，笔者略有怀疑。

这个概念无论给本地人还是外来人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一方面它要宣扬德国社会的民主自由体制，同时却要求外国移民臣服主导文化；一方面要突出本地文化的主导性，同时又碍于自己的历史而担心被人解读为民族主义的抬头；另一方面说这场讨论是为了促进外来移民更好更快地融入本地社会，而实际上却以外国人放弃平等的代价，来换取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入乡随俗”。

从这个角度看，泽霍费尔的“家乡情结”或“乡情论”，的确为德国的民族纠结找到了一个理智和可行的替代模式。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