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台湾作家齐邦媛80岁那年，独自到桃园市勘察一处养生村。


那个年代，养生村尚未摆脱“子孙不孝”的标签，载着齐邦媛上山的德士司机于心不忍，问她：“儿子呢？”


本以为这会是个令老人家伤感的问题，没想到，齐邦媛却没有一丝窘迫，反而从容回答道：“我才80岁，还有自己的生活要过。”


她后来果真在桃园山峦间找到了一处书房，每日伏案笔耕，终在2010年出版了25万字文学巨著《巨流河》。


诚然，齐邦媛的生活阅历和文学造诣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但“我才80岁，还有自己的生活要过”这句话总令我艳羡，希望自己垂垂老矣时，也能这般潇洒独立。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今年初发表的调查显示，我国若延续目前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到了2060年，预计将有85%的年长者（65岁或以上）拥有大专学历。


这意味着，80后、90后的国人不仅将成为更长寿、更健康的年长者，受教育程度也将高于之前几代人。


尽管如此，社会似乎仍倾向于将年长者视为负担，“人口定时炸弹”“人口地震”等词语不断进入公共视野。而我国所宣扬的“老有所依”观，虽说初衷是为了确保有足够社会资源来照顾退休国人，但对于“年长者”的定义若不更新，难免给民众错误的印象。


实际上，一些用于衡量人口是否趋向老龄化的指标已经过时。


以老年抚养比（old age dependency ratio）为例，根据预测，我国到了2080年，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须抚养91名年长者。这个指标的计算公式，将劳动年龄人口界定为“20岁至64岁的居民”，年长者则是“65岁及以上的居民”。


但这种根据年龄一刀切的计算法，已逐渐同现实不符。许多年过65岁者仍有参与社会的强烈意愿，即使不是从事受薪工作，也通过志愿服务、照料孙儿等形式，贡献了可贵的劳动力。


联系到政坛，年纪究竟是政治人物的优势或硬伤，也成为近年来的讨论热点。


以王瑞杰（56岁）、陈振声（48岁）和王乙康（48岁）这三位总理人选“领跑者”为例，若是按照新加坡总理不应超过70岁的想法，显然是年龄较轻者更占优势。


同样地，在工人党方面，人们普遍认为41岁的毕丹星当选新任秘书长，标志着这个国会唯一反对党，比其他政党更早完成了领导更新。


但吊诡的是，同一场选举中，工人党的新中委却出现“以老代青”的倾向，56岁的任保南博士和46岁的陈励正，取代符策涫和陈广顺这两名同为41岁的原中委。


早前传出，工人党的内部分歧，正是源于老干部不满刘程强在全国大选中倾向选择年轻党员披甲上阵。陈硕茂在毕丹星胜选后，更隐晦地在面簿写下“青年是进步的，不是保守的；青年是进取的，不是退隐的”，暗示年龄不应成为衡量政党领导人的唯一指标。


这场选举提醒着我们，政治家的年龄这件事，或许还是心态更为关键。倘若选民不在意，领导人的年龄是否还那么重要？


61岁的刘程强这次卸下秘书长职务，是急流勇退，抑或是退而不休，答案不言自明。因此，与其说下一届大选是对毕丹星的考验，我认为它更多仍是对刘程强的试炼。


这位政治老手要如何在“半退休”的状态下，不盖过新任秘书长的风头，并顶着工人党市镇理事会诉讼的阴霾，保住他当初走出后港所“赌”来的集选区？大概也只能靠那用岁月积攒的政治智慧与经验了。


（作者是新闻中心记者 yeoch@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