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实力相对上升、美国相对衰落的背景下，中美贸易及其他纠纷呈扩大化趋势。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美国能否接受中国崛起？中美之间能否超越“修昔底德陷阱”？这些问题都为全球所关注。因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关系，处理得好，造福人类；处理不好，殃及人类。
“修昔底德陷阱”来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彼时，新兴城邦雅典的势力日益增长，引起老牌强邦斯巴达的恐惧，从而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将这一案例一般化，并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修昔底德陷阱”指新兴大国对现有霸权国构成挑战，导致大国冲突，殃及其他国家甚至世界体系。
艾利森指出，历史上大多数新老大国都掉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但他没有注意到，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国崛起，成功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即齐国崛起。齐国崛起这一案例告诉我们，“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避免的，并且我们还可以从中发掘出避免该陷阱的一般条件。
春秋以降，礼坏乐崩，天下秩序大乱，需要一个大国来维持天下秩序，这个大国就是霸主。孟子说，“霸必有大国”，因为小国无力维持秩序，无法成为霸主。按照古人的解释，霸就是主导天下秩序，跟今天的霸权主义不同。
齐桓公于鲁庄公九年（西历前685年）即位后，在管仲的辅佐下谋图霸业。齐桓公称霸的合法性来源是尊王攘夷。当时，齐国崛起的主要障碍是楚国这一强国。公元前656年，齐国率领诸侯国伐楚，最终达成和平协议，此即召陵之盟（《左传·僖公四年》）。召陵之盟前，齐楚之间进行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楚国使臣问齐国率军到达楚国地界的合法性，管仲从历史合法性角度回应了楚使的质问：西周初年，召康公（姬奭）授命齐国先君姜太公，赋予齐国可征调各路诸侯的权力，以辅佐周王室。
同时，管仲指出楚国理亏之处：不向周王室进贡；不祭祀周王室的先祖；周昭王南征，死于汉水（周王室认为楚国动了手脚）。楚使承认了前两条过失，但否认了昭王之死与楚国的关系，“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意为：周昭王之死，你去问汉水。）楚国承认了部分指控，但也否认了部分指控，谈判遂陷入僵局。
到了夏季，齐国向楚国展示军力，并向楚国抛出橄榄枝：“与不谷同好，如何？”（意为：与我国交好，如何？）楚使觉得楚国的实力不足以抗衡齐国联军，且的确有所理亏，面对齐桓公的恩威并用，他首先回避了双方武力的对比，而转移到以德服人，“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由于楚国有所认错和让步，也由于交战对谁也没有好处，齐国对楚国并没有步步紧逼，双方达成妥协，楚国与诸侯订了盟约。（本文据拙著《冲突与协调——以春秋战争与会盟》（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七章改写而成，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
齐国和平崛起只是一个事件，它是否具有一般条件呢？先来看看，齐国不战而屈楚，究竟依靠了哪些条件。
第一，建立天下公法或公共规则，即交往各方共同认可的规则。在召陵之盟中，齐楚两大国都认可了一些共同规则，如尊王。在国际秩序中，公共规则就是国际法。建立和完善各方尤其是大国都认可的国际法，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即和平崛起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新兴大国维护正义，亦即维护规则，是和平崛起的又一必要条件。根据天下公法和楚国的所作所为，则可判定，楚国是不义的，而齐国伐楚就是正义的。正是这种正义性使齐国能够号令诸侯。同时，传统大国也要遵守规则。任何一方不守规则，都会导致冲突。
第三，实力支持。如果齐国不以实力为后盾，楚国是不会退兵的。实力的作用不是要付诸热战，而是要基于前两个条件，“不战而屈人之兵”，以理服人，以力为盾，实现和平崛起。
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和平崛起就是可能的；否定上述三个条件之一，都会掉入“修昔底德陷阱”。
以上便是通过齐国崛起概括出的和平崛起之条件。但是，在现实中，这些条件只是可能满足，而非必然满足。如果新老大国处置不当，就会导致热战。譬如，后来的晋楚争霸，就爆发了剧烈冲突，如城濮之战。
考察和平崛起的理论条件，有助于在实践上增加和平崛起的可控性。如果新老大国不想陷入剧烈冲突，尤其是具有毁灭性的热战，就需要寻找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途径。其中，首要是建立和完善比较公正的国际规则。其次，双方都要在规则之下竞争。双方当然可以有自己的利益，但需要在维护规则的前提下谋利。任何一方都必须明白，世界第一的位置从来就不是永恒的。
在规则之下竞争落后，必须认输。这种竞争所导致的优胜劣汰，就可以避免热战。当然，这里完全没有说中国定会超越美国，而是说，要避免新老大国之间的竞争引发剧烈冲突，就得理清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条件，并在实践中满足这些条件。否则，在新兴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大国交锋很可能两败俱伤，危及全球。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