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副总理刘鹤访美后，中美贸易战暂告一段落。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将于6月初来华进行新一轮磋商，届时激烈的讨价还价虽在所难免，但仍十分有望达成一系列协议。
目前，双方国内的鹰派力量以及民众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限制了两国政府的政策妥协空间。上轮谈判后，中国民间舆论觉得政府让步过大，迫使《环球时报》等媒体接连发文，以期平复不满。
大洋彼岸，美国很多媒体也不满政府“雷声大雨点小”，让中国再次“花钱免灾”。在制裁中兴一事上，其立法机关还尝试限制政府进行交易。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日前借俄罗斯国际经济论坛发声，呼吁中美双方防止情绪化，积极寻找互利协议，避免贸易战。该表态也可看作是对双方鹰派的喊话。
在中国民间舆论热议贸易战“第一回合”输赢的同时，也一直有人呼吁大家理性思考，盘点贸易争端的前因后果，为今后的发展求得教益。其中，李若谷的《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邓聿文的《以政改姿态化解民族主义带给中国的难题》两文，就笔者目力所及，是近日来比较值得关注的，都试图将反思从科技和经贸层面，引入到更广阔领域。
毫无疑问，中美贸易摩擦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朗普总统的独特执政风格和“交易艺术”，仅仅为此增添了戏剧化和不确定性，美国精英阶层和民众对中国国力迅速增强的忌惮，以及对中国走向的不信任，才是根本原因。这一态度转变至少从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已经开始，并已经尝试采取更有力的经贸安排和地缘政治战略应对。
而“第一回合”的第一条教益，就是让中国人正视中美在科技、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巨大差距，进而有助于抑制近年来高亢的民族主义情绪。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需要对国家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有一个清晰、恰当的定位，唯其如此，才能在战略和政策选择等方面形成正确判断，不致因膨胀的“爱国”而误国。
为此，政府和媒体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至于说，中国政府为解决合法性问题，刻意培养并过度依赖民族主义情绪，却有失偏颇。因为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并不比当今多数国家走得更远，解决合法性问题主要还是依靠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也是经历史检验的、最有效的办法。
第二条教益，是在坚持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与模式的同时，如何虚心听取国际社会的声音，如何更好地阐释自我并加强沟通理解与战略互信。
中美贸易战更深层的问题，是美国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不信任。这是双方缺少战略互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很多人提出，贸易战可能超出经贸领域，升级为全面对抗甚至“新冷战”的原因所在。坚持独立自主没有错，但也必须正视自身以“巨大体量、高速增长态势、特有发展模式”深度融入国际社会，所造成的现实与观念的强烈冲击。
面对批评声音，哪怕是误解和偏见，保持虚心和耐心，少一些愤然，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承担一些责任义务，都将有助于增强战略互信。诚然，为了获取信任而一味迎合，甚至在发展模式上屈从于人，会犯大的错误，但丧失倾听、学习和沟通的能力，同样会如此。
第三条教益，就是如何运用快速增长的力量。重温“太阳与寒风”的预言，以及近代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将有助于更加审慎地运用力量，并保持和壮大自身力量。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中，尤其应注意这一点。
第四条教益，就是得道多助，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面对美国贸易战威胁，中国通过高举自由贸易旗帜、捍卫多边贸易规则，迅速拉近了与欧洲、日本的距离，避免了孤立局面。但这个“统一战线”得益于“美国优先”思维下的“四面出击”，其实欧洲、日本也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也有很多不满。今后能否巩固这个松散、不稳定的“统一战线”，对中国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第五条教益，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必须义无反顾地深化改革开放。与其他国家相比，面对特朗普雷霆万钧的贸易威胁，中国的表现足够强硬，这离不开改革开放所积累的国力与信心。中国发展到现阶段，有能力面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挑战，包括美国日渐强硬的遏制战略，关键是自己要稳得住，既不能犯方向性、全局性、颠覆性错误，也不能贻误时机，延迟改革步伐。经济领域一些系统性、结构性风险如果不能及时化解，就有可能在外部压力骤增情况下被提前引爆。此外，在政治体制、社会治理等领域开展的改革，也需要及时进行总结和评估。
中美贸易战的帷幕刚刚拉开，今后无论是摩擦还是针锋相对的较量，都少不了。孙子有云：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只有先搞好内政，才能应对外部环境变幻的风险与挑战。
（作者是中国吉林省明强文化传播公司法律顾问）
